内容摘要：自学生时代起，毛泽东就对板报、壁报以及布告、标语、对联等面上直观传播媒介非常重视，其在晚年对大字报这种特殊的面上直观传播工具的推介和利用，更是在一定程度上给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关于面上直观传播思想主要包括重要性与适宜性、宣教性与组织性、服务性与普及性、政治性与战斗性等方面。毛泽东早期的面上直观传播思想比较求实，比较重视板报、壁报等作为传播工具的宣传、教育功能，而到了晚年，毛泽东更重视板报、壁报尤其是大字报传播的批判功能，期望利用它们达到更好地为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目的，但是其结果却是事与愿违。毛泽东面上直观传播思想的产生是多方面主客观因素促成的。

　　关键词：毛泽东；面上直观传播；媒介；板报；壁报；布告；标语；对联；大字报

　　作者简介：郑良勤（1964-），男，河南淮滨人，郑州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主要从事出版与传播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A84/G206.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3)06-0159-08

　　在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毛泽东非常重视舆论宣传工作，他结合不同时期革命与建设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及客观物质条件，创造性地开展宣传教育活动。他不但重视和善用报纸、广播等大众传播媒介，也重视和充分利用板报、壁报以及布告、标语、对联等面上直观传播媒介。①他在晚年对大字报这种特殊的面上直观传播工具的推介和利用，更是在一定程度上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作为一个政治家、一个善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无疑是推动20世纪50-70年代中国面上直观传播尤其是大字报传播活动的行家里手。对毛泽东的面上直观传播实践与理论进行研究，对其中的经验和教训给以总结，在今天和今后更长的一个时期里都有着多方面的意义。

　　一、毛泽东的面上直观传播实践活动

　　客观地看，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不可能更多地从事具体的板报、壁报、标语等面上直观传播活动，而主要是给予关注和指导。综观毛泽东的一生，他对板报与壁报以及后来的大字报等面上直观传播媒介的关注和重视是执着的。

　　1．毛泽东早年与面上直观传播媒介的接触

　　毛泽东的面上直观传播媒介的感知始于青少年时代。早在他8岁刚入私塾时，每天都要按塾师的要求诵读拜孔台上镌刻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对联。而距其家几公里远的一座著名的清真寺，更是毛泽东学生时代常去的地方。寺内满壁满柱的诗词、对联和匾额，对毛泽东有着重要的影响［1］（P22-25）。进入东山学堂后，因为写得一手好文章，毛泽东的作文《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还被教员安排抄贴在学堂的“揭示栏”里，让全校同学欣赏，有的学生还将文章抄录、背诵下来。直到多年以后，毛泽东仍引以为豪地说，因为作文优秀，学校里的教员“都喜欢我”。后来在湖南一师学习时，他的文章也被国文老师批上“传观”，并张贴于学监室对面的走廊墙上，让同学们观看［2］（P25-27）。在一师期间，毛泽东还经常到岳麓山漫游，云麓宫墙壁上“一鱼悬江白，孤城隔岸青”等诗句和望江亭柱壁上的对联“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常引得他驻足沉思，以至于三十多年后旧地重游时，他还记忆犹新［3］（P260-261）。

　　毛泽东最早公开发表政见采取的就是把文章贴在墙壁上的形式。约在1911年，他进入长沙的中学读书后接触到民族主义派主办的《民立报》关于反清和革命的报道，以及对于孙中山和同盟会纲领的介绍，读后异常激动，于是就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大门口的墙壁上。在文章中，他主张应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组织新的政府［4］（P28）。

　　毛泽东还曾在墙壁上张贴启事征求“同道”。1915年夏，毛泽东在担任湖南一师学生会总务兼研究部长时，为了让同学们强健体魄，用仿《离骚》语式写了一则《游泳启事》，张贴在学校的“揭示处”，最终组织起百余人的游泳队［5］（P15）。同年秋，毛泽东自己刻蜡版油印《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寄给长沙各重要学校，信封上注明“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1915年11月9日，毛泽东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说：“两年以来，求友之心日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6］（P29）毛泽东当年的好友萧三回忆说，这个启事在长沙的几个城门口和照壁上也张贴了，在报纸上也登了出来，几十个热情的青年响应了这个号召。经过了两年多的酝酿，结果组织了一个“新民学会”［4］（P66）。

　　毛泽东对贴报也极为重视。1917年至1918年，他在担任湖南第一师范学友会负责人期间，特意订了两份受大众欢迎的《通俗教育报》，学生看完后就张贴在校侧的贴报栏内，以便夜校学生和附近的工人阅读［7］（P77）。1920年9月，毛泽东应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何叔衡的邀请任《通俗教育报》参谋，在出席第一次编辑会时就帮助出主意、定计划。该报随后即派人到市民居住区四处张贴，并在报上刊登启事称：“本报想各街坊的人民都有阅着本报的便利，张贴的处所尚嫌太小。特请各街团总，择定便于张贴的地方，来本报接洽，本报即当如命张贴。”［8］（P33）

　　1920年9月至1921年夏，毛泽东担任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并被一师校友会推举为会长，他利用工作之便引导学生开展进步活动，对学生有进步思想的作品，无一例外地顶批“传观”并写上评语，装在教务处公布栏的玻璃框内［4］（P93）。他还题写“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的对联挂在附小礼堂的墙上，以勉励学生［9］（P67）。在他的指导下，一师充满了革命朝气，学生不但办刊物，还用大字壁报作为争论的园地［7］（P294）。

　　2．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面上直观传播媒介的重视与推介

　　革命战争年代，在紧张的军事斗争之余，毛泽东对利用板报和壁报等面上直观传播媒介进行宣传教育活动仍然给予大力支持和指导。在国共合作时期，他曾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1926年4月他在《政治周报》发表宣传工作报告时特别提出“图画宣传的重要”，肯定国民政府军队在战斗时所到之处张贴“图画很多”，“于民众的影响很大”［10］（P30）。

　　壁报是红军早期经常采用的一种宣传形式。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曾亲自编辑新闻简讯壁报，并多次拟写红军宣传布告，对红军和根据地群众进行时事政策教育。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第四部分《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中，指出红军宣传工作存在“传单、布告、宣言等陈旧不新鲜”“壁报出得很少”［11］（P97）等问题，要求“军及纵队各为一单位办一壁报”，名字均叫做《时事简报》［11］（P100）。1931年3月，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的毛泽东又签发了一份要求红军各政治部、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并附《怎样办〈时事简报〉》的小册子［11］（P259）。随后各根据地党政军组织普遍办起了壁报。

　　毛泽东对利用墙壁开展宣传工作服务于根据地和边区群众给予充分肯定。1933年6月，他在《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一文中指出，查田运动要做宣传，宣传的几种方法中“第二贴布告”“第三写标语”“第六墙报上做文章”［11］（P271）。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曾将毛泽东撰写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油印单行本发给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毛泽东在调查中对这两个模范“乡苏”在“路旁屋壁”“通路处”设置“识字牌”，在“日校门外”“列宁小学”办墙报等文化教育工作都给予了肯定，号召“每个乡苏维埃都要学习”［11］（P309）。1941年4月28日，毛泽东在给任弼时并转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的一封信中指出，边区施政纲领不但要在边区刊物上发表，还要印多张广为散布于边区境内及境外。在群众报上，须为之逐条加以通俗解释，并张贴于通衢。与此纲领发布同时，须由边区中央局发一通知，亦同样在报上发表，在通衢张贴［12］（P291）。

　　在对敌斗争和争取友军时，毛泽东也重视充分利用墙壁媒介这种直观宣传工具。1938年3月22日，毛泽东、刘少奇致电八路军总部、各师和北方局并转各省委、特委，指出：在华北对瓦解敌军的宣传工作异常不够，许多地区看不见一句向敌军进行宣传的标语口号。为在政治上瓦解敌军，教育群众，影响友军，各部队、各地党部及群众团体应用中、蒙、日三种文字大量书写对日军及伪蒙军进行宣传的标语口号和材料［12］（P57）。1940年11月4日，毛泽东在给前线将领的一封电文中说：“如发生磨擦战争时，望将这些口号，在我军驻地周围及友军驻地境内，到处书写和张贴，尤其要设法动员民众和同情分子在汤恩伯、李品仙等部所经过的一切地带，遍贴遍写这类标语口号。”［13］（P308）

　　毛泽东还把观看群众办的板报和壁报作为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途径。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他每到一地都很关注并观看群众办的板报和壁报。他在七大做口头报告时提到：“一九四二年春季中央研究院整风时出了墙报，那墙报受到欢迎，桥儿沟、南门外很多人都到研究院去看墙报，引得我也去看了一次。”［14］（P337）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虽然一度比较重视大字报，但在各地视察工作时也仍然留意观看当地的板报和壁报。据有关传记记载，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２月１３日视察沈阳松陵机械厂、３月５日视察成都量具刃具厂、９月１６日视察安庆一中时，都特意观看工人和学生所办的墙报和黑板报，并给予充分肯定［15］。

　　无论是在井冈山时期，在长征和转战陕北、华北的行军途中，在长沙、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延安、杭州等处的驻地，还是在建国以后到各地视察和游览文化古迹，毛泽东都非常留心观赏、品评所见到的各种建筑墙壁或碑刻上的诗词和楹联、匾额。如，1952年10月毛泽东游览开封龙亭，看到东侧石门两边镌刻着康有为的一副对联：“中天台观高寒，但见白日悠悠，黄河滚滚；东京梦华销尽，徒叹城廓犹是，人民已非。”他即嘱秘书抄录下来。1958年3月，毛泽东游览成都杜甫草堂与武侯祠，对所见的楹联都是一字不漏地欣赏、评析，并向地方负责同志推荐，让他们好好研读。到了晚年，毛泽东还对云南大观楼长联表现出极大的热心，嘱云南的负责人要注意保护这副对联［3］（P3-4）。

　　在有生之年，毛泽东还给世人留下了不计其数的布告、题字、题词、题联、赠联和挽词、挽联、碑文。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多次用四言及六言歌谣、韵语起草红军及苏维埃政府的布告。新中国即将宣布成立的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并宣读碑文。在纪念碑落成前的1955年6月9日，毛泽东又题写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这个题辞和由他撰稿、周恩来书丹的碑文分别被镌刻在纪念碑碑身的正面和背面，也深深地铭刻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中。

　　3．毛泽东晚年对大字报的肯定和推崇

　　“大字报”一词流行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作为一种大字书写后张贴的墙报，其形式、特点和功能与传统的面上直观传播媒介如壁报、板报近似。1957年５月，在贯彻“双百”方针和整风过程中，北京高校的大学生以大字报作为“鸣放”的形式，并迅即流行于全国高校。据林克回忆，当时一些人提出要“轮流坐庄”，还要搞“海德公园”，毛泽东非常着急，曾多次派林克和胡乔木等人到北京各大学去看大字报，回来向他汇报［16］（P46）。但随后不久，毛泽东对大字报这种传播方式就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他不但充分重视和推荐用大字报进行“鸣放”，而且之后的多年里也一直赞赏和支持使用大字报。

　　根据现有资料分析，毛泽东比较早的公开使用和肯定“大字报”一词，应是在1957年6月初，他在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中提到如何对待大字报的问题，指出：“根据北京的经验，在机关及高等学校内部出大字报，一可以揭露官僚主义等错误缺点，二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人的面貌，三可以锻炼党团员及中间派群众（他们应当在大字报上批判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故利多害少，毫不足怕。”［17］（P491）6月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提出：“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双方在战斗中取得经验，锻炼人才。”“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18］（P431-432）7月9日，他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又说：“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18］（P447）

　　整风开始阶段，毛泽东对如何应用大字报还有所限制。1957年7月，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说：“大字报，除商店的门市部、农村（区乡）、小学、军队的营和连队以外，都可以用。”［17］（P551）但反右高潮过后，在工矿企业整风和机关、高校整改以及农村整风整社时期，毛泽东又推介要求大张旗鼓地使用大字报。１９５８年４月，他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更加明确地说：“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19］（P178）同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现在还有一些落后的合作社、机关、部门、车间、连队、学校、企业，那里边插的还不是红旗，是白旗或者灰旗。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做工作，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白旗拔掉，插上红旗。”［20］（P818）由此，1957年底到1958年上半年，大字报在全国城市、乡村及部队得到广泛使用。

　　毛泽东不仅号召使用大字报，还多次亲自到工厂、农村观看大字报。根据有关记载，1957年9月6日，毛泽东视察武汉国棉四厂时观看了大字报；9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视察时，又专程到上海国营第一纺织厂看大字报。在1958年2月12日视察沈阳黎明机械厂、2月13日视察长春汽车厂、2月14日视察长春电影制片厂、4月12日在长沙视察驻地附近的警卫连和长沙著名的饮食店火宫殿、8月12日视察天津东郊四合庄乡新立村农业社时，毛泽东每次都比较仔细地观看了各单位的大字报和鸣放栏［15］［21］。

　　在“文革”初期，毛泽东对大字报的重视和推崇达到顶点。1966年5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5月25日北大聂元梓等人张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出于要放手发动群众揭露牛鬼蛇神的考虑，身在杭州的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张大字报，于6月1日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由此点燃了自下而上冲击领导的群众运动的烈火。同年7月下旬，从外地回京的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支持北京市委向高校派工作组提出批评，认为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他同时还提议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都要去北大、广播学院看大字报，去“学习”。8月4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5日，毛泽东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再次肯定地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他的这份大字报随即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此后即开始了对刘少奇的批判。此前的8月1日，毛泽东还曾复信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明确支持他们的两张宣扬“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及造反行动，这封信也被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重要文件印发给了与会者。1966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作总结讲话时，肯定地说：“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前几个月……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20］（P1450）1970年3月，在全国政治局势稍趋稳定后，毛泽东提出筹备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以总结“新经验”，巩固“新胜利”，使全国重新纳入正常秩序的轨道。1975年1月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四大”的核心与主体就是大字报，至此，人们对“大字报”的认可度达到巅峰状态。

　　在日常工作中，毛泽东对反映各界群众以及在华外国人士所张贴的大字报的内容，也非常重视。1958年3月22日，他对上海化工学院两个“右派分子”的一张大字报作出批语［19］（P535）。1966年9月8日，毛泽东对四位在华美国专家坚决反对政治上、生活上给予特殊待遇的一张大字报作出批示［22］（P635）。1967年3月20日，毛泽东对澳大利亚共产党人大卫·库普题为《让我们“治病救人”》的一张大字报作出批示［22］（P641）。直到1975年8月，毛泽东还对中央五七艺术学院青年教师李春光的一张大字报作出批示［23］（P674）。

　　但是，毛泽东并不主张无原则地使用大字报。1959年9月，他在民主党派座谈会上提出党外不搞运动。随后中央统战部发文要求在各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中间不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群众性的斗争［24］（P855）。1966年10月24日，他在听取中央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指出：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20］（P1449）。同年12月25日，毛泽东还在一份批语中强调不要公开引用《炮打司令部》［22］（P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