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给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教训，是在应当进行改革的时刻，没有及时而正确地进行改革，其具体表现是或拒绝改革，或拖延改革，或作修修补补式改革，或在问题和矛盾已经积重难返之际盲目改革。汲取苏联改革的教训，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必须而且只能通过改革加以解决。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

　　关键词： 改革;中国特色;苏联解体;教训

　　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基础上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同时也是在对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汲取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给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颇多的深刻教训，其中最大的教训就是：在应当进行改革的时刻，没有及时而正确地进行改革，或拒绝改革，或拖延改革，或作修修补补式改革，或在问题和矛盾已经积重难返之际盲目改革。在我国的改革事业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关键时刻，在各种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呈现的今天，深入剖析、研究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给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一最大教训，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苏联解体给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教训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给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教训，是在应当进行改革的时刻，没有及时而正确地进行改革，其具体表现是：

　　1．长期拒绝改革

　　长期拒绝改革，是造成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以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为例来阐述这一问题，集体农庄制度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尽管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推行集体农庄的过程中就遭受了农民反抗，但是，苏联政府还是通过强制手段推行了这一制度，由于集体农庄里的农民既无权决定生产什么，也无权决定自己的劳动产品怎样分配，且生活困顿，所以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低落，农村和农业潜藏着严重危机，广大农民期盼集体农庄能被解散，自己能自主地拥有生产资料。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以及战争结束初期，广大民众期盼改变现状、解散集体农庄的愿望愈发强烈，因为千千万万农民出身的红军战士走出国门亲自领略了其他国家农民们的生活状况，对比这些国家农民和市民的生活水平所形成的心理落差使得广大红军官兵思变的愿望愈加炽烈。一些苏联公民甚至直接向苏共中央领导人写信反映当时苏联集体农庄的真实状况：比如，斯摩棱斯克军事政治学校学员梅尼希科夫就在给马林科夫的信中写道：“1945—1946年间我就地碰到了许多情况，考察了布良斯克和斯摩棱斯克州一些集体农庄的生活情况。我所看到的事情迫使我给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写信。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非常难受地听到集体农庄庄员在谈论这样的问题：‘您知道集体农庄不久就要解散吗？’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们‘无力再生活下去’。确实，在一些集体农庄生活坏得已不能忍受，如在（布良斯克州的）‘新生活’集体农庄，几乎有一半庄员已经2—3个月没有面包了。部分人连土豆都没有。该地区其他集体农庄有一半情况也不好。这种情况不仅仅限于这个地区。”[1]

　　苏联将军们在私下交谈时也对集体农庄制度提出了抨击，比如，1946年12月，瓦·尼·戈尔多夫上将对自己的副职菲·特·雷巴利琴科少将说，使他改变对生活的看法的原因是：“自从我被选为代表后就断送了自己，我的不幸就在这里。当上代表后我走了不少地方，见到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情——我完全变了一个人，我不能目睹这一切……我敢说，我相信，如果今天取消集体农庄，明天就会秩序井然，就会出现市场，就会什么都有。应该让人们活下去，他们有权活下去。生活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用生命保卫的！”雷巴利琴科少将则回应说：“集体农庄的粮食被搞走了，什么也不剩，连种子也吃光了……应该直截了当地说，集体农庄庄员痛恨斯大林，都等待他完蛋……人们期待斯大林完蛋，集体农庄完蛋。”[2]

　　然而，斯大林无意于改革，他认为苏联之所以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就因为苏联的社会制度具有优越性，战争胜利是苏联社会制度优越性的有力证明，1946年2月9日他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指出：“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3]他还用回忆的方式对党内曾经反对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政策的人继续给予批判：这些人“一贯把党拉向后退，千方百计想把它拉到‘通常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去”，他们所做的全部工作，“都是在追求一个目的，即破坏党的政策并阻碍工业化和集体化的事业。但是党既没有在一些人的威胁面前屈服，也没有在另一些人的号叫面前屈服，而是坚定不移地、不顾一切地前进，党的功绩就在于它并没有迁就落后分子，不害怕逆流而进，始终坚持着党内主导力量的立场”。[4]也就是说，在斯大林看来，集体化政策和集体农庄制度是正确的，因而是不容改变的，这样一来，战后对包括集体农庄制度在内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制度进行变革的可能性就被彻底排除，变革之门被紧紧封闭，苏联丧失了一次改革契机。

　　随着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特别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及随后波匈事件的发生，苏联农民期盼解散集体农庄的愿望再次彰显出来，比如，1956年12月6日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А.斯涅奇库斯在呈交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中谈及集体农庄时就汇报说：“由于受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影响，最近出现了一系列反对集体农庄的事情。对于哥穆尔卡报告中所说的有可能解散经济效益差的集体农庄出现了很多议论，特别是在波兰族居民中。在集体农庄庄员中间流传着这样的谣言，仿佛在立陶宛将解散集体农庄，而集体农庄的土地将会分配给庄员们，等等。我们已经采取措施加强乡村里的政治工作，以杜绝反对集体农庄的鼓动宣传。”[5]也就是说，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是了解、清楚苏联农民对于集体农庄制度的态度的，可是，赫鲁晓夫非但没有对束缚、遏制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集体农庄制度进行改革和突破，相反还强化了集体农庄制度，他认为农业生产无法达到预期指标，主要原因在于集体农庄庄员花在集体农庄里的劳动时间太少、而花在自己宅旁园地里的劳动时间太多，于是采取强制性措施迫使集体农庄庄员的主要精力花在集体农庄上，认定宅旁园地是“资本主义的残余”，在集市贸易市场上出售宅旁园地产品的集体农庄庄员是“投机倒把者”。这些限制和措施立刻导致农副产品锐减，而市场价格则随之上涨。而物价上涨又给民生问题造成了直接的负面影响，引发了民众的不满和愤懑。

　　一直至苏联解体，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虽曾在形式上略有变化，但是集体农庄庄员无权安排自己的生产、更无权决定自己的劳动产品如何分配、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长期受遏制的基本状况不曾发生改变，这导致了苏联农业长期落后并且直接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2．长期拖延改革

　　斯大林去世之后，一些苏联领导人在其执政时期注意到了并且认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存在着不足和问题，但是，却逾越不出既有模式、制度和体制的禁锢，一再拖延改革，错失改革黄金时机。比如，1962年6月初罗斯托夫州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制造厂的工人因为同时发生物价上涨、工资下降而爆发大罢工，大罢工很快又演变为工人、市民、学生参加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苏联政府迅速派遣克格勃、警察、军队和坦克前去暴力镇压，结果导致23人死亡、70人受伤、132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事件发生之后，苏联领导人本应对事件发生的根源进行深入剖析，并对影响、束缚民生改善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体制的弊端进行改革，可是，苏联领导人却固守这一模式和体制。1962年6月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弗·罗·科兹洛夫代表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向新切尔卡斯克市民发表的广播讲话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为了大力发展农业，需要资金”，可是“在哪里可以获取这些资金呢？减少对我国工业和住房建设的投资？但是，工业和住房建设是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和人民福利增长的基础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难道可以缩减对工业和我国国防的拨款吗？为了保障和平，为了使苏联人民能够利用和平的机会为自己的幸福平静地劳动，我们决不能在发展工业和巩固国防上放松努力”，“所以，必须采取与提高价格有关的措施”，“今天不得不过紧日子”。[6]也就是说，尽管新切尔卡斯克流血事件是因为物价上涨、工资下降这些关乎民生切身利益的问题而引爆的，但是，在苏联领导人心目中，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仍旧是位列第一的重要问题，民生问题仍旧必须给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让路。倘若斯大林的后继者们能够及时、正面而积极地回应广大民众对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正当而合理的诉求，从实质上和根本上突破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体制的束缚和禁锢，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和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那么，苏共和苏联的命运就会改写。

　　再比如，在苏联历史上，民族矛盾、民族纷争一直不断，这跟苏联政府推行的民族政策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然而，苏联领导人尽管意识到种种问题的存在及其严重性，但是，却长期拖延对其民族政策进行改革和调整，上文引述的1956年12月6日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à.斯涅奇库斯呈交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关于立陶宛政治局势的报告也反映了这一点：“最近一段时间，与实际在加盟共和国实行的民族政策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变得比以前更加尖锐了。在劳动者中间出现了一系列怨言，他们抱怨在很多机关组织中立陶宛人不能讲国语。立陶宛人还向党中央提交了一系列声明……在声明中对于共和国许多机关组织不重视立陶宛语表示了不满”，“对于维尔纽斯市的许多机关组织中不允许使用立陶宛语进行谈判表示不满”，“某些工作人员甚至侮辱讲立陶宛语的公民”，“在立陶宛铁路局的48名干部人员中，只有5名立陶宛人”，“局里的298名负责人员和技术人员中，只有16名立陶宛人”，“将懂立陶宛语的同志提拔到乡村地区党委第二书记职位上的工作进行得很差（83名第二书记，只有28名立陶宛人），这给搞好地区的党务和政治工作造成了困难”，“我们认为，必须彻底消除现存的不足之处，因为延误这些问题的解决会使……政治局势复杂化”。[7]很显然，这种带有明显民族歧视的民族政策注定实现不了各民族平等、团结合作和共同繁荣。然而，遗憾的是，苏联领导人却迟迟未能对这种民族政策进行改革和校正，1988年2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民族骚乱问题会议上的讲话就反映了这一点：“在卡拉巴赫，过去和现在都给人留下了把柄。比如，斯捷潘纳克特州委书记在14年时间里从来没有去过亚美尼亚，更何况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还是亚美尼亚人的一个自治州，要列举起来疏漏还有很多。甚至连通往亚美尼亚的公路也废弃了，文化联系也被破坏。这些都是蓄意干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一直在接收土耳其的电视节目，但却不接收亚美尼亚的电视节目。”[8]“大家瞧瞧，他们那里搞成了什么样子：这两个共和国领导人从来没有去过对方那里，除了纪念节日，没有一个领导人去邻国走访、会晤，也不交换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友谊关系、族际关系。这是极不正常的。而且，如果哪个人想从阿塞拜疆去亚美尼亚，或者相反，从亚美尼亚去阿塞拜疆，那么他非但得不到鼓励，相反，倒要引起别人的怀疑。”[9]这些表述所揭示的情况表明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苏联政府并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去改进民族政策，去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和融合，以至于最终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分裂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

　　3．作修修补补式改革

　　斯大林的后继者们不能从实质和根本上突破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体制的束缚和禁锢，但是，又发现了种种问题和矛盾的存在，于是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的办法就只能是在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体制内打转转，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体制的细枝末节进行修修补补式改革，比如，斯大林去世之后赫鲁晓夫推行的一系列农业改革措施就属于修修补补式改革，在1953年9月他向苏共中央全会作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苏联农业落后的原因在于政府工作人员没有从物质利益上关心生产发展、关心增加生产收入，他主张减轻农民负担，减少行政干预，用物质利益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从1952年至1964年期间，国家收购各种谷物的平均价格指数提高了7.48倍，收购畜产品的价格指数提高了15.69倍。[10]政府还放宽了对农牧业的生产管理，减少计划指标，取消对庄员从事副业生产的众多限制。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集体农庄庄员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使农业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得到了改变，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发展。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触及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体制的实质，国家收购各种谷物和畜产品的收购价格仍旧由政府决定，而不是由集体农庄庄员自己来决定，更不是由市场来决定，因为社会主义的苏联不存在市场经济，集体农庄庄员无权决定自己的生产活动过程和生产活动内容，也无权决定自己的劳动产品如何分配，这一本质没有变化。因此，后来，赫鲁晓夫又采取强制性措施控制宅旁园地，认定宅旁园地是“资本主义的残余”,并且声称“现在我们已走上了康庄大道。集体农庄已成为农民亲切的家”[11]。所以说，赫鲁晓夫推行的一系列农业改革措施多为应急之作，并没有从根本和实质上触及集体农庄制度，而仅仅是对这一制度的修修补补式改革。

　　4.盲目改革

　　戈尔巴乔夫是历任苏联领导人中盲目推行改革的典型代表之一，他所推行的改革措施往往缺乏全局性、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考虑，因而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这些失误对苏联解体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比如，在1985年上台之后不久他就在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提出了加速战略思想，以应对、克服经济困难，然而，当时，由于长期以来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从而造成了苏联国民经济结构的比例严重失调，他本应该下大力气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从而改善轻工业和农业的状况、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可是，他却提出并积极实施了加速战略，尽管他当时强调加速战略不是粗放的、纯数量的和速度上的加速，速度上的加速要在集约化的基础上实现，但是，从实质上看，加速战略的重点仍然是速度，而且仍然是把重点放在了重工业上，结果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更加失调，国家整个经济上不去，与此同时，消费品市场更加紧张，基本消费品在苏联市场上出现了严重短缺，时常发生抢购风潮，民众感受不到改革带来的好处和实惠，因而逐渐对改革失去了信心，政府推行的改革政策和措施逐渐失去了民众的响应和支持。再比如，农业改革滞后，是他的又一个重大失误，尽管他口头上也重视农业，但是一直迟迟没有真抓实干，一直到1989年苏共中央三月全会才作出了农业改革的决定，以致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食品等问题迟迟得不到纾解，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而这又反过来严重影响了改革的推进和深入。

　　赫鲁晓夫也曾盲目地推行过一些改革措施。比如，为了增加粮食产量，他在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和实验的前提下就要求改变苏联一直沿用的草田轮作制，盲目地扩大玉米种植面积，甚至要求苏联北部气候寒冷地区也种植玉米，可是，玉米在生长和成熟期都需要长时间的光照和炎热，结果导致苏联北部地区玉米大面积冻死。

　　苏联领导人或拒绝改革，或拖延改革，或作修修补补式改革，或在问题和矛盾已经积重难返之际盲目改革，总之，在应当进行改革的时刻，没有及时而正确地进行改革，结果致使斯大林时期开创、形成且为其后继者们不断固化的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及其体制日益僵化而最终丧失生命力，直至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