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人民行动党在主政新加坡的半个世纪里，树立了良好的绩效形象。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新加坡，经济发展面临更多的不确定因素。新加坡社会也正过渡到一个新的政治台阶，民众的价值取向正经历着历史性的重构。时代的变迁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带来了新的挑战，某种程度上使人民行动党的绩效形象建设陷入一定的困境。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社会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新加坡社会的中下层弱势民众对人民行动党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满，他们认为执政党采取的精英治国模式已经与新加坡的中下层民众脱节，政府现已无法有效地照顾到该阶层的利益。对社会中下层弱势群体利益的照顾不周，造成的民众对执政党的质疑，正成为人民行动党自身全民形象建设的最大瓶颈。

　　关 键 词：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党形象

　　作者简介：孙景峰(1966—)，男，河南许昌人，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党理论研究；陈倩琳(1988—)，女，河南郑州人，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D73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13)04－0158－06

　　良好的政党形象是执政党重要的政治资本之一。维护既有的良好形象并进一步加以完善，是每一个具有形象建设意识的执政党都要努力做好的重要功课。将政党形象建设置于时代发展的进程中，对其可能面临的挑战加以考量、分析，将很大程度上节约政党形象建设的成本。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可说是一个具有完整政党形象因子及注重自身形象建设的政党，更由于其长期执政，也具备了主动进行自身形象建设的客观条件①。随着世界民主浪潮的勃兴和新加坡国内政治生态的变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形象建设也面临着挑战。

　　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精英形象建设遭遇的阻力

　　新加坡奉行“精英政治”。人民行动党的精英党形象非常鲜明。作为一个精英党，人民行动党精英形象的树立以党内的精英人才为首要基础，因此招募精英党员成为人民行动党精英形象建设过程中所面对的首要重大环节。自创党以来，人民行动党始终将招揽精英人才作为党延续政治生命的重要课题。但时至今日，人民行动党在精英人才的招募上遇到了以下三方面的阻力，对党自身精英形象的建设构成一定的挑战。

　　(一)“政治冷漠”虽逐渐褪去，年轻精英仍缺乏入党从政的决心

　　新加坡精英从政，向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不少新加坡民众对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的强势作风抱有敬畏之感，对国内一党专政的政治生态感到反感，甚至产生了一股难以言名的“怕”。多数民众认为新加坡的政治只是上层少数精英的事情，他们只是充当“被安排”的角色，因此对政治非但不热衷，甚至到了冷漠的地步。除了极少数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社会贤才鲜有问政之意，甚至极少讨论与政治相关的话题。随着人民行动党的铁腕统治逐渐出现松动的迹象，到上世纪90年代，民众的政治冷漠逐渐褪去。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年轻一代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国家以外的事物，视野开阔的他们越来越敢于诉求自身的利益，也更关心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反对党逐渐真正参与到新加坡的政治当中，愈发“精彩”的新加坡政治舞台较之前也更能吸引选民的目光，新加坡年轻人一改往日对国家政治课题冷漠的态度。“曾几何时，常被喻为低调沉默的新加坡人，会忽然走到候选人面前，认真地问他：‘请告诉我，为什么我要投你一票？’曾几何时，年轻人会觉得讨论政治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愿意冒雨站在泥泞草地上，听着候选人演讲两三个小时？”②眼下的新加坡人对政治展现出了积极与热情。但关心政治并不意味要进入政治体系担任公职。新加坡人，尤其是年轻人政治参与意识的提升，更多地仅停留在借由政治手段为自身争取利益的层面。当前新加坡一片繁荣安定，民众安居乐业，年轻人考虑更多的是自身生活的安排、个人隐私、薪金酬劳等现实因素，而少了股从政的冲动，更不用说献身政治的决心。越来越务实甚至功利的年轻一代，绝大多数参与政治的表现是借由手上的选票向政府施压以进行自身利益的诉求，而并非入党从政。“为什么要从政？根本就没什么荣耀可言。这是份苦差。你得背负起重担，必须为一系列潜在的问题担心发愁。”“我能从中得到什么？我会失去个人隐私，稍有差池甚至会遭人侮辱攻击。我大可以选择一项专业。”③2011年大选中，已被明确介绍将到淡宾尼集选区参选的行动党候选新人陈秉禾，在最后一分钟却打了退堂鼓。陈秉禾称退选是基于私人原因，是同太太就其私人生活进行综合考量之后做出的抉择。陈秉禾的临阵脱逃，使人民行动党不得不临阵换将，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这也证实了陈秉禾显然没有下定从政的决心。在早些时候的“新加坡透视论坛”对话会上，李显龙坦言，新加坡政治环境的发展，致使许多本拥有从政才能的人，更倾向留守原来的专业岗位，说服有才能者从政更难了。“社交媒体言论尖锐，何必从政为自己的家庭添麻烦？”④当前新加坡的年轻精英虽然不再政治冷漠，开始关心政治问题，但仍严重缺乏入党从政的决心。如何为入党从政注入更多的诱因以吸引社会精英，使其为政治体制机构所用，成为人民行动党精英招募过程中必然要面临的挑战之一。

　　(二)公务员薪金的下调，对政治精英的奉献精神提出更高的要求

　　面对新加坡人才匮乏的客观事实，仰仗精英治国的人民行动党对担任公职的政治精英向来慷慨。“我们如何争取年轻人愿意接我们的班？有那么多就业机会，除非我们为政治注入更多的诱因，否则人才都会去做企业主管、做管理，只剩下二流的就业人才(从政)”⑤为防止公共部门人才向私企外流，也为确保党和政府的廉洁高效，人民行动党极力推崇公务员高薪政策。1994年通过的《以具竞争性薪金建立贤能廉洁政府——部长与高级公务员薪金标准白皮书》，更使新加坡高级公务员的薪酬基本达到了同档次企业家的水平，其薪金标准甚至高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然而此后公务员的高薪便不断受民诟病，不少人称，担任公职是种荣耀，与钱无关；还有人称，公职人员并未像企业家一样承受市场风险，也没有相应的评估机制，不应该享有同等水平的薪金；更有许多民众抱怨，官员拿着纳税人付给他们的高薪，却未能回报相应的服务，所以有必要对其减薪。部长薪金问题在历届大选中也被频频抛出。面对民怨等多方压力，人民行动党在2011年大选后即着手公务员薪金调整的工作，并与同年12月30日通过了《一个能干并具有奉献精神政府的薪金》的报告。在该报告的建议下，新加坡总理年薪从300万新元降至220万；总统薪金锐减51％，内阁部长的起步年薪下调为110万，降幅达30％；国会议长年薪减少53％；大多数民选议员薪金也普遍调降3％。事实上，得以入人民行动党法眼而有意引其入党从政的“猎物”皆系新加坡社会业界的精英，他们本身在专业领域享有的经济待遇，较于政府部门减薪之前的水平也大多有过之而无不及，选择从政，自身利益已然有所牺牲，颇显了奉献精神。然而为了缓解民怨，现如今行动党政府对公职人员集体减薪，无疑对从政者的奉献精神作出了更高的要求。投身前景并不明朗的政治事业，要付出更多的心血，反而可能得到较少的报酬，这使得精英们选择入党从政，必须建立在更加充裕的政治热情之上。行动党政府下调公务员薪金，对公职人员的奉献精神和政治热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疑大大提高了精英们决定入党从政的心理门槛，对人民行动党的精英招募形成新的阻力。针对公职人员薪金的问题，如何在缓解民怨与吸引精英中间寻求一个平衡，是人民行动党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三)政治生态日渐民主，主流精英的分布出现“去集中化”趋势

　　人民行动党素来强势的执政姿态，曾经使那些有意支持反对党的人须有无比的勇气。首先他们必须得到家人的支持，还要能够承受执政党的批评，以及能够承受大众的怀疑及批判，甚至还会被人怀疑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度。⑥然而随着新加坡政治生态的民主化，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选民敢于公开支持反对党，更出现了主流精英加入反对党的现象。新加坡政治生态的民主化主要表现在：其一，反对党长期积弱的状态有所改善，逐渐真正地参与到新加坡政治当中。在李光耀主政时代，人民行动党认为反对党总是搬弄是非，故意制造社会不安，处于与执政党完全对立的位置，而对其大肆打压。当时人民行动党垄断了国家的政治资源，几乎网络了新加坡所有的精英人士。李光耀认为：“最优秀的人才都已汇集在人民行动党之下，为行动党所用。”⑦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民行动党逐渐意识到，反对党的适度存在对于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新加坡的社会稳定和人民行动党政府在国际社会的形象都是大有裨益的，也就在对反对党的态度中多了些许容忍的成分。⑧除了得益于人民行动党对反对党生存空间的放宽，反对党也逐渐树立了自身的理智形象。反对党不再为了反对而反对，他们对于人民行动党好的政策会给予支持，甚至还会向居民解释。反对党更多地发挥建设性的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自身政治形象，巩固了自身政治地位。其二，新加坡国民对人民行动党的敬畏感正在淡化，逐渐敢于公开支持反对党。网络时代的当今，信息交流、民众舆论的广泛化及自由化，成就了新加坡人社会政治意识的普遍觉醒。人民行动党这个老牌执政党的神秘感和威吓感正逐步褪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加坡国民对人民行动党的敬畏已大为淡化。社会群体不再被动且不假思索地接受官方信息，带有批评性思维的他们也不再仰望政治领袖(不论他们有多资深)。⑨此时，擅长利用民怨的反对党，常以“弱势群体代言人”、“替民发声”的角色而赢获民众的支持。反对党参政职能的日益凸显，加之选民对人民行动党的畏惧感的淡化，使得许多有识之士不再担心加入一个反对党会危害自己的前途。工人党林瑞莲强调其“加入反对党时就已做好了牺牲性命的准备”的时代已经过去。2011年大选中，资历亮眼的工人党候选人陈硕茂就像是人民行动党的漏网之鱼。⑩行动党也确实曾向他抛出过橄榄枝，但他坚信只有通过竞争，借由反对党的监督，执政党才能趋于完善，而坚持投身反对事业。曾任吴作栋首席私人秘书的陈如斯，先后以民主党候选人和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出现在2011年的国会大选和总统选举中。在牛津大学高材生、高级公务员等主流精英的光环下，陈如斯毅然从人民行动党出走，辗转两个战场，为了实现对行动党及其政府的异党监督。

　　客观来说，人民行动党对于国内政治资源的垄断地位短期内虽不会被动摇，但在竞争机制被进一步激发的新加坡政治生态中，人民行动党不再被视为从政的唯一选择。一些政治价值趋向得以更新的主流精英，从人民行动党主导下的体制内出走，以反对党政治人物的身份出现在新加坡的政治舞台上，激发了新加坡主流精英分布格局的新可能。主流精英不再全部都归入人民行动党，精英分布呈“去集中化”趋势，为人民行动党的精英招募带来了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