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论说中国近代史，往往以派别对立来条贯历史脉络：鸦片战争前有弛禁派与严禁派，鸦片战争时期有抵抗派与投降派，洋务运动时期有洋务派与顽固派，戊戌维新时期有维新派（改良派）与守旧派，庚子以后有保皇派、立宪派（改良派）与革命派。与此脉络相应，每位重要历史人物大体都会被归入某一派别，并在这一派别的既定思想脉络中作为实在对象加以研究。长期以来，这种叙事模式可谓深入人心，但细加思考，却发现可质疑之处甚多。

　　禁弛之争实为虚构

　　近代中国面对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各种应付时变之主张纷然而出，不可避免会彼此对立。这些对立的意见，是否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叙事中的决然对立、剑拔弩张的派别对立与斗争，是值得考量的问题。从中学时代起，历史教科书就告知学生，鸦片战争前，清廷在禁烟问题上存在两种对立的派别，即黄爵滋、林则徐为代表的严禁派和穆彰阿、琦善、许乃济为代表的弛禁派，这两派之间充满斗争，弛禁派对林则徐禁烟进行了百般阻挠。

　　然而考诸史实，鸦片战争前，广东地方官员虽然有弛禁建议，但是，一旦道光帝表明了其禁烟态度，则“举朝无继言者”。道光十八年（1838）闰四月十日，黄爵滋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道光帝谕令各将军、督抚等“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结果是“中外复奏，皆主严禁”，惟在如何禁烟上存在不同意见：黄爵滋主张重治吸食；多数封疆大吏则主张重治鸦片入口，断绝鸦片来源。其间并无强大的弛禁意见，被后世称为弛禁派头目的琦善，不仅对弛禁未置一词，而且在天津进行了雷厉风行的查烟活动。所谓鸦片战争之前弛禁派与严禁派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后人的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