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教育启蒙之路曲折坎坷，从启蒙路径、话语范式到启蒙主题都发生了重要转换。首先，教育启蒙经历了从复兴传统到借鉴西方的路径转换，在批判现实中复兴传统，又在质疑传统中学习西方；其次，教育启蒙还实现了从中西之争到新旧之别的话语转换，在中西之争中逐渐地实现了新旧更替，不断走向现代化；再次，教育启蒙完成了从救亡造材到启蒙立人的主题转换，从培养救亡所需之“材”到唤醒民众的自主自觉意识。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正是在这三重转换中徘徊向前，逐渐地祛除蒙昧、走向开明、实现启蒙的。现代教育改革要尊重这种启蒙的历史遗产，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之间保持一种张力，要破除“奴化”与“物化”的教育，捍卫人的尊严与价值。

　　关 键 词：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 教育启蒙 路径转换 话语转换 主题转换

　　作者简介：胡金木，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西安　710062；冯建军，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南京　210097

　　启蒙与现代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化是在启蒙价值观念引导下展开的。现代化是启蒙精神的现实化，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启蒙精神之上的。启蒙精神则是贯穿教育发展历程的一条主线，教育现代化则是启蒙精神展开的过程，也就教育启蒙的过程。那么，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教育启蒙又呈现一种怎样的历史图景呢？

　　一、从复兴传统到借鉴西方：中国教育启蒙的路径转换

　　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教育启蒙不是单向度、内生型的启蒙，而是多向度、外生型的启蒙，经历了从复兴传统到借鉴西方的思想历程。近代中国教育启蒙呈现出一种外生型的启蒙路径选择，从技术层面的形式变革到思想层面的观念变革都显现出一种外生型态势。面对积弊丛生、扼杀人性的教育现实，中国知识分子首先希望在传统教育框架内整饬学校，通过大兴经世致用之风以恢复传统教育的优良传统，“药方只贩古时丹”。①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仅仅在传统内部寻医问药已不能应时务，先觉的知识分子通过“开眼”看到世界的先进，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救国图强。

　　(一)复兴传统与内部整顿

　　晚清教育衰败不堪，千疮百孔。士子(学生)整日与空疏无用的训诂考据义理之学为伴，以应付八股考试。这样，广大士子(学生)困于科考，智慧锢于官学，“疲精神耗力于无用之学”，而致使“心术坏而义理固”。“衰世”之“无才”，则是因学校之废、教化不兴。一方面，由于科举考试对人才的禁锢、束缚、杀戮，学校成为屠戮人才、戕残人性的场所；另一方面，学校教育荒废已久，如“官学积渐废弛”，“教官多混耄”，学风颓败。

　　面对如此蒙昧的教育现实，先知先觉的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若变世事，需要整饬学校，复兴传统“经世致用”之学，“一方面，反对理学所崇尚的玄学思辨，认为它‘空’；另一方面，轻视考据学的做法，认为它迂腐而无用。”②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承接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经世之学，关注学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反对空疏之学，大力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朴学”。正是在“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晚清政府开始着手对学校进行整顿，整治科场积弊，重整儒学。1837年，道光皇帝在《振兴学校折》的批阅中指出：“着直省督抚学政严加整顿，通饬教官，务当敬教劝学，无负乃职。其不能砥砺士节、扶持名教者，即行严参惩办。至各省书院延请院长，原为激励人才而设，近日竟有荐而不到馆者，有甫经到馆旋取修金以去者，并有不到馆而上司代取修金转付者，殊属有名无实。着直省督抚各体察情形，核实整顿，务使馆无空旷，士有师承，勉副朕崇重实学之意。”③

　　虽然晚清政府试图通过整顿官学、崇重实学、敬教劝学，来振兴教育，以“兴贤育才”，但这些措施很快流于表面、疲于应付。无论是在教育形式，还是教学内容方面并未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崇重实学’、‘认真教督’、‘勿任虚糜’、‘循名责实’等等，只不过是历代封建王朝同类谕旨中俯拾可见的‘习惯术语’。从这个角度来说，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作为传统教育主体的官学和书院，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④

　　虽然教育在现实层面尚未能取得丝毫突破，但令人欣喜的是，经世致用之风却唤醒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使他们能够走出“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尊古守旧的风习，开始“知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⑤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走出了思想启蒙的第一步，开始批判反思旧有事物，不再固守传统、盲从盲信，要求变革教育现实。经世致用之风习的渐盛，不仅为教育启蒙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还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做了先期的思想准备。

　　(二)质疑传统与吸纳西学

　　面对危机，基于经世致用的学校振兴计划也已落空、流于形式。中国知识分子慢慢认识到囿于传统框架的教育变革已经不能应付“世事”之亟变。在这个“千古变局”之中，需要有新的突破，才能保种、保国、保教，才能实现现代化。这种“以变促保”的突破首先体现为质疑传统、吸纳西学，建立新式学校。

　　开明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态度从“抵制”到“认同”，认识到西技是“奇技”而非“淫巧”，西方列强之所以强于中国则在于其“技术”优势，“彼夷之长技，正乃吾国则短缺”。魏源提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⑥这样才能“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⑦正是在开明知识分子的促动下，晚清政府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旗帜下，开启了挽救民族危亡的自强运动。

　　在教育方面，新式学校陆续建立。新式学校除学习儒家经典外，还学习格致、算学、化学、天文、地理、万国公法等现代知识。新式学校与传统学校有着迥异的差别。“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都具备了近代学校的某些特点，并为其后的学校沿袭发展。”⑧新式学校的出现，拉开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序幕。中国教育的血液里自此开始流淌着现代细胞，呈现一种启蒙之开端景象。学习西方教育思想与制度，从此在中国开始变成现实。

　　随着思想启蒙的深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深感洋务运动的弊端，而倡言维新，关注制度与思想层面的变革。在短短的一百天里，维新变法把19世纪60年代以来所进行的零星的、渐进式的教育改革，推到了顶峰。⑨虽然维新仅百日而终，但是，它还是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搭起了一个骨架。“它加速了科举制的灭亡，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框架和方向，是中国教育走向近代化轨道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⑩晚清之后，伴随着现代启蒙价值观念的传播，蔡元培等师辈们与“五四”“新青年”开始了对“传统礼教”“忠君尊孔”等封建思想的无情批判，积极宣传自由、平等、民主等启蒙价值，倡导人性解放，高扬人的价值与尊严，以“改造国民性”、养成健全人格为主旨。

　　洋务运动后，在内外交困的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直面现实、反思传统，认识到复兴传统以达至启蒙的艰难，更认识到借鉴西学推动启蒙的必要。在这种“保旧”与“纳新”争论中，中国教育启蒙的路径已经悄然发生转换，从内向型的复兴传统转向外向型的全面借鉴。对西学从排斥到吸纳，从技术层面转向制度、文化、思想层面，从技艺器物的学习到自由、民主、科学观念的引入，中国教育一步一步地迈向现代化。

　　二、从中西之争到新旧之别：中国教育启蒙的话语转换

　　从启蒙的本意上来说，启蒙是人类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不断突破旧有事物的束缚，迈向新的境遇，是一个纵向性的发展过程。由于近代中国教育启蒙在路径选择上呈现出一种外生型态势，所以教育启蒙话语方面就呈现出“中”“西”“新”“旧”之争。在前期主要囿于中西之争的泥淖之中，一方面要求实现“新”“旧”更替，另一方面要求划清“中”“西”之界限，两组话语相互交织于中国教育启蒙的过程之中，往往以“中”“西”之异来否认“新”“旧”之别；到了后期，话语范式才发生转换，从空间上的“中西之争”转换到时间上“新旧之别”，开始突破“中体西用”的话语范式。少数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中西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古今或新旧关系，力图在新旧框架内，全面学习西方，“兴学校”以“新国民”，“改造国民性”，实现教育启蒙。

　　(一)“中”“西”话语范式与形式变革

　　由于传统文化情结根深蒂固，或由于统治阶层的利益驱使，中国知识分子起先仅仅承认“西学”之为“用”，西方科学技术仅仅是“器”而非“道”。“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藐视中华。”(11)“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12)经过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阐述，“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中体西用”的观点逐渐凸显，最终由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系统阐述而成形，并成为早期教育启蒙的指导思想。

　　正是在这样一种话语范式下，新式学校要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以“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只有这样新式学校所培养之人，才能“中学素有根柢，人品向来端纯，深知宗法圣贤，兼以博览典籍，……均有可用之人”，才能“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背叛之弊”。(13)教育启蒙的出发点是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知识，来摆脱内忧外患的困局，以维护传统的封建制度，“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

　　无论是在教育宗旨方面，还是课程安排方面，晚清教育都极力强调“中学”，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对“西学”也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中学”在新式学校中占有重要位置，儒家经典仍然是学习的主要内容，忠孝节义仍然是学生的立身之本，以“中学”为基，以治身心。在教学内容、课程安排上都带有明显的专制色彩，“中学”的经史子集仍占有重要的地位。“经学钟点规定特别多。除大学堂专设经学科及高等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设有经学大义及群经流源外，中小学堂所占授课时间尤为特别。”(14)

　　虽然中国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中国在“器物”上的不足，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培养西学之才，但并未深刻地认识到文化思想层面上的不足，仍坚守中国传统文化。正如蒋廷黻分析的那样：“他们对于西洋的机械是十分佩服的，十分努力要接受的，他们对于西方的科学也相当尊重，并且知道科学是机械的基础。但是他们毫无科学机械常识，此处更不必说了。他们觉得中国的政治制度及立国精神是至善至美的，无需学习西洋的。事实上他们的建设事业就遭了旧的制度和旧的精神的阻碍。”(15)

　　在“中西之争”的话语范式下，教育变革主要局限于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取其之长，补我之短，捍卫皇权。故此，新式学校对西学的学习仅仅停留于器物之用层面，而未深入思想层面。“科举依然举行，八股照样考试，小楷犹是练习，《四书五经》、《孝经》及《圣谕广训》犹必日日诵习。”(16)

　　(二)“新”“旧”话语范式与观念变革

　　在“中西之争”的话语范式下，“西学”仅仅是“中学”的补充，其现代启蒙价值并未被充分认识到。新式学校所培养之人，过多关注“西技”方面，较少关注“西政”与“西教”方面，同时在“西技”方面，又过多关注语言文字方面，而对科学技术也只是“粗习皮毛”。(17)

　　康有为、梁启超等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器物变革层面背后的问题。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社会大众则“漠然无所见”，何以如此？大概的原因则在于前期的教育仅止于器物技艺层面，民智未开。“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于炮械军兵，而在于穷理劝学。”(18)“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19)所以，新式教育不仅要在数量上获得发展，还要普遍学习西方，不论西艺还是西政，“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与“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不可。(20)

　　中国知识分子在维新思潮中已经开始跳出“中体西用”的话语范式，大力提倡教育变革，废科举，兴学校，开民智，新民德。“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21)“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22)“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23)“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专论有《学校》、《科举》、《学会》、《师范学校》、《幼学》、《女学》、《译书》等篇章。

　　学习西方不能仅仅立足于“器物技艺”，不能囿于“中体西用”的话语范式，“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西政与西艺，“若左右手然，未闻左右之相为本末也。”(24)

　　19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渐从“中国中心主义”中走出来，对西方的认识由误解、恐惧、排斥到借鉴学习，经历了从视西方为“夷”到承认其“新”的认识过程。如费正清、刘广京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写道：“关键性术语使用的变化雄辩地证实了在对西方理解过程中的这种进步。与西方有关的事务在(19世纪——引者注)60年代以前大体上称为‘夷务’，而在70年代和80年代称为‘洋务’和‘西学’，而在90年代就称为‘新学’。第一个名词体现了中国中心主义；第二个名词不褒不贬；而最后一个名词则清清楚楚的含有赞许的意思。”(25)

　　这种话语范式变化的背后，潜藏着一种“中”“西”“新”“旧”的关系，即西方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问题。中国近现代历史则揭示，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一定的地域性差异，对于近代中国而言，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时间性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26)中国教育启蒙在话语范式上从“中西之争”转化为“新旧之别”，教育启蒙也正是在“中西之争”中逐渐实现了“新旧更替”。学习西方现代文明，走向教育现代化，是中国教育的大趋势。若还持有二元对立的割裂观念，沉迷于“中西之争”的话语之中，争论孰优孰劣，现代化历程中的教育启蒙也是难以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