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与此同时,随着高等教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地位的日益提高,高等学校作为“后工业社会轴心机构”的地位越来越凸现,高等教育的“国家化”趋势也逐渐加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已经不只是个别高等学校的行为,而成为一种政府行为。
关键词:世界一流大学;大学;高等教育;路径依赖;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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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国际竞争激烈,为在竞争中争得优势,各国纷纷把提高高等教育水平和质量作为重点,以此促进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提高。与此同时,随着高等教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地位的日益提高,高等学校作为“后工业社会轴心机构”的地位越来越凸现,高等教育的“国家化”趋势也逐渐加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已经不只是个别高等学校的行为,而成为一种政府行为。
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一流大学建设策略,回顾这一历史进程,总结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过程中的成就,反思存在的问题,对于我们的未来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发达国家通过提高高等学校的投资效益和责任意识推动一流大学建设,我国通过集中力量加大投入推动一流大学建设
美国作为拥有世界一流大学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高等教育体系最为健全的国家。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大学为国家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与政府在加强对研究型大学投资与建设的同时,强化院校竞争,使研究型大学始终保持旺盛的活力紧密相关。
美国高等学校的生存与发展直接取决于学术服务的销售和在销售市场上的自由竞争。政府的政策选择和经费投向主要依据“质量卓越原则”,各级各类学校在生源、劳动力市场和经费方面的公平竞争,促使高等学校形成了不同的定位与发展目标,不同的院校在竞争中以不同的方式取得成功,满足不同的需要。不同类型的高等院校之间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竞争,一所文理学院不会向著名的研究型大学挑战,而研究型大学之间的竞争则是非常激烈的。正是这种适者生存的竞争,使研究型大学不断完善、不断发展,从而保持发展的活力。
在英国高等教育中,以牛津、剑桥等顶尖大学独大的传统价值观念在20世纪70年代就发生了动摇,此后的80年代,政府开始削减大学经费,探索建立新的高等教育制度,其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将竞争机制引入高等教育,并将它建立在市场价值观的范畴之上。
英国高等教育政策明显倾向于鼓励高等教育机构彼此竞争。首先,英国废弃高等教育“双轨制”,打破尖子大学与普通大学之间的藩篱,允许不同类型的大学公开竞争。其次是实行基金制,统一资源市场,科研资金也在全国统一,改变大学拨款委员会传统的经费分配模式,增强了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竞争性。这样操作的结果促使大学更好地面对市场,更加注意效率核算,更负责任地对待政府的愿望和顾客的要求,从而形成了“大学扩大资源—增加学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形成有利竞争地位”的良性循环。与此同时,英国在质量控制机制和质量评价方面加强了领导,从而确保了其高等教育质量。
最善于吸取他国长处的日本和韩国也相继实施了“卓越大学计划”,而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在加大高等教育投入的同时,强调“不论教学及研究拨款均与院校表现挂钩”,总体的政策取向是提高高等学校的投资效益和责任意识,进而促使高等教育的顶尖层次创造卓越成绩。
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政府就高度重视高水平大学建设。首先是借鉴前苏联经验,决定集中财力办好若干所高水平大学。1954年,首批确定中国人民大学等6所高校为全国重点大学。
此后,我国多次审定重点大学名单,颁布重点大学和专家工作条例。其后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211工程”、“985工程”等重点建设项目,且投资力度不断增强。这两个工程,一个是为了在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一个是着眼于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促进高校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提升上起到了一定作用。
据统计,在上海交大2004年的世界500强大学的榜单上,我国只有8所大学;而2015年,我国已有32所大学进入该榜单,名牌大学的排位也迅速提升,北大、清华有望进入世界100强。
“重点建设”政策使得大学之间出现身份固化、竞争缺失的问题。部分大学的硬件条件虽得到加强,但是其文化和制度建设仍显落后
事实证明,“集中资源、率先突破、带动整体”的“重点建设”政策,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迅速缩小了我国与高等教育强国之间的差距,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应当看到,这种“重点建设”政策的实施,也产生了高校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由于在确定重点建设学科和重点建设大学时,缺乏有说服力的评价标准和公平竞争机制,其结果就是难以用“有显示度的标志性成果”和“国际先进水平或国内先进水平”来衡量。
比如,“211工程”、“985工程”建设明确提出,要承担机制创新、队伍建设、平台建设、条件支撑和国际交流与合作等任务,要实行项目管理和绩效考评。可实际建设过程中,由于各校都以优惠政策吸引人才,因而出现了人才竞争无序现象。比如,挖走兄弟院校办学骨干,造成对方学科受损,而新学校由于缺乏学科梯队又无法生根发芽。
“重点建设”除了北大、清华由国家出资,其余学校都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因此,财政状况不佳的省份对属地学校建设资金不到位的状况普遍存在。此外,由于“重点建设”资金使用限制过多,“见物不见人”的政策导向决定了绝大部分经费只能用于购买设备,造成部分学校设备使用效率不高,有的设备重复购置,造成浪费。虽然部分高校的办学硬件条件有很大改善,但其文化和制度建设相对滞后,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等现象依然存在,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和创新能力提高受到影响。
同时,“重点建设”促进了高等学校的国际化进程,但由于缺乏科学的评估,对重点建设的成果的评价过于追求研究语言国际化的标准,大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未能作为重要的依据。
今天,已有不少人对“211工程”、“985工程”这样的重点支持政策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些重点高校持续获得大量支持,其他高校未能按照绩效考评结果给予投入,影响了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同时,由于客观上对学校贴标签,造成高校分为三六九等,使得就业单位对非211、985高校学生产生歧视的不公平现象,甚至出现“出生论”、“血统论”等问题,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长远发展。
2015年8月,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 (以下简称“双一流”建设),并由国务院正式印发。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国务院为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