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岳英(1983-　)，女，江苏徐州人，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上海　200062

　　内容提要：纽曼的大学理想与其担任爱尔兰天主教大学首任校长的办学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无论这所大学还是作为校长的纽曼，其合法性频遭质疑；办学目标难以在各方力量间达成共识，导致生源不足，资金短缺，难以为继；作为校长，纽曼在人事安排、教师选聘、学生管理等方面无法有效推行其办学理念。除了时代与环境因素外，纽曼的个性缺陷、人际关系协调能力和行政经验不足也是导致这位理想主义者陷入困局的重要原因。

　　关 键 词：纽曼 大学理想 办学实践 现实冲突

　　关于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人们习惯性地使用两个标签——“红衣主教”和他的经典之作《大学的理想》①来表征他的身份。前者意味着他曾在罗马天主教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代表他的官方身份，至今与其有关的宗教学说依旧为人们所关注，后者则代表了他在高等教育思想史上曾做出的不朽贡献。英国当代学者科尔(I. T. Ker)甚至断言：“纽曼以后，所有关于大学教育的论著都是他的演讲和论文的脚注。”[1]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学者布鲁贝克(J. S. Brubacher)在评述高等教育文献时也指出：“在高等教育哲学领域的所有著述中，影响最为持久者或许当推红衣主教纽曼的《大学的理想》。”[2]

　　正如人们所熟知的，在《大学的理想》一书中，纽曼基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阐述了众多与大学功能有关的核心主题，它启发了人们对“大学为何”和“大学何为”的无限思考，并派生出大量与大学理念相关的文献。然而，思想并非总是与行动同行，或许我们最不该忽略的一个重要事实是，纽曼写作该书的初衷，缘于他在1851－1858年间曾身体力行参与爱尔兰天主教大学的创建并担任其首任校长的经历。然而，在其任职期间，他所主持的这所大学并未取得意想中的成功，更遑论实现了他所倡导的理念。为什么纽曼虽有宏大美好的大学愿景，却无力为这所大学有效地打开局面，最后不得不以辞职而黯然收场？在此，本文尝试从大学治理的视角来审视纽曼这一时期大学理想的践行过程，通过梳理纽曼当时创建并执掌这所大学的有关史料，分析这所大学之所以没有取得成功并且最后也未能存续下去的缘由。或许我们会从中获得许多有意义的启发。

　　一、爱尔兰天主教大学创办的时代背景

　　1592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于都柏林创立了新教教派的三一学院，但直到1793年，它才获许向天主教徒及其他非英国国教徒授予学位，而学校的奖助学金和研究员名额仍然限制在爱尔兰教会成员内部。此时的英格兰，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也基本上是排斥天主教徒的。因此，在以上教育机构都不提供针对天主教徒神学训练方面课程的前提下，发生于1844年的一桩事件，促成了罗马天主教决定在爱尔兰成立一所纯粹的天主教大学的动议。是年，英国政府在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科克和戈尔韦这几座城市新设了三所非教派性的女王学院(Queen's Colleges)，提供不分教派的混合教育(mixed education)。由于学院的创立者是英国政府，一些天主教人士担心新的女王学院不仅不适合爱尔兰天主教徒，而且还认为这是英国政府试图控制爱尔兰教育的一场阴谋。

　　1850年，在爱尔兰的索雷思，罗马教廷成立了天主教大学委员会来商讨建校事宜，大学委员会由4位大主教包括阿尔马的大主教保罗·库伦(Paul Cullen)②、蒂厄姆的大主教约翰·麦克海尔(John Machale)③、都柏林的大主教丹尼尔·莫瑞(Daniel Murray)④、凯修的大主教斯莱特瑞(Bishop Slattery)和4个代表各郡的主教组成。[3]对于这所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模式，当时的爱尔兰天主教领袖们各执己见。以库伦为代表的一派极力反对混合式教育，坚持认为这所大学必须是纯粹的天主教大学，而且他还禁止教士在那些无神论学院(Godless Colleges)任职，也告诫天主教家庭不要把孩子送到那里去读书。以麦克海尔为代表的一派认为英国当局任何的教育举措，都是为了消解爱尔兰人种族和文化的特殊性，使之英国化与新教化。因此，他认为，这所大学必须完全属于爱尔兰人民，只服务于爱尔兰。而以大主教莫瑞为代表的团体则认为，女王学院的混合式教育是解决天主教徒教育问题虽不理想却唯一可行的方案，他对于设立一所“纯粹的”天主教大学模式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表示怀疑。[4]随后，莫瑞就再也没有参加过大学委员会的任何会议，麦克海尔在参加过几次会议之后也退出了，因为他反对学校的控制权由主教直接掌控，最终结果就是保守的库伦在大学委员会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大学委员会沦为他表达自己观点的喉舌”。[5]马莎·加兰德(Martha Garland)对此评论道，具有不同观点的不同党派除了赞同在爱尔兰设立一所专门用来为其天主教公民服务的机构外，在与这所设想中的天主教大学相关的其他所有方面都不存在任何共识。[6]

　　二、纽曼的大学理想及其在天主教大学中的实践

　　1851年，年过五旬的纽曼接受邀请，成为命运多处的爱尔兰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 of Ireland)首任校长。最初，库伦只是邀请纽曼为这所筹建中的天主教大学出谋划策，并就一般教育的本质发表一些演讲。但是，在两人书信往来及多次面对面交谈之后，库伦深为纽曼的才华折服，并力邀他出任这所大学的首任校长(Rector)。纽曼起初并不情愿，他在给库伦的信中写道：“假如一定要参与其中，相较于大学的最高职务校长一职，我更倾向于担任教务主任，因为后者不会耗费太多心力，否则会给伯明翰司铎祈祷会圣堂的职责蒙羞。”“对大学一事我尽力而为，但也尽量保证少离开伯明翰。”[7]最后一个折中的条件是他在担任校长的同时，可以继续担任伯明翰司铎祈祷会圣堂一职。

　　除此之外，自1850年始，纽曼自己也深陷阿奇立(Giacinto Achilli)⑤的官司之中。虽然1851年8月即接受校长一职并着手设计大学组织架构，但直到1852年5月，他才正式前往都柏林准备发表有关大学教育的第一次演讲。在该年5－6月间，他先后发表了五次演讲，期间又不得不多次返回英格兰处理这桩官司和司铎祈祷会的事务。

　　1854年12月3日，这所筹备历时约四年的大学开始正式运行，纽曼为此周旋于各种力量之间，竭力推动他的大学理想并付诸实践，尝试通过制度来予以落实。在此过程中，根据他的办学体会，他持续不断地撰文表达自己的办学理想。1858年，他撰写和刊印了五篇关于大学学科的论文。也就在同年的11月12日，纽曼正式辞职离开爱尔兰天主教大学，任职近4年。上述五篇论文与其他演讲报告，于1873年结集出版，题为“大学理念的界定与诠释”(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Defined and Illustrated)。到1889年，即纽曼去世的前一年为止，该书先后修订发行了九版。以下我们将基于这本文集中所描绘的大学蓝图，参照纽曼等人在大学筹备期间递交给大学委员会的建校计划，对比这所大学当时的实际运行状况，分析纽曼的理念与其执掌的大学实际运行间存在的差异。

　　1.校长遴选过程频遭质疑

　　纽曼被掌握大学委员会实权的大主教库伦选中担任天主教大学的校长，而他个人作为天主教教堂主教的身份和经历并未为他带来多少恩遇。这位英格兰人以及天主教皈依者，无论是在罗马还是在爱尔兰，都从未获得过充分的信任。在“改宗天主教后的大部分时日里，纽曼一直受到罗马天主教权威人士的猜忌，因为他也想改革罗马天主教”[8]，“一旦成为天主教徒，纽曼才发现他所受的教育使他在某种意义上完全是个自由派”[9]。据说，为了使纽曼的宗教身份同他校长的地位相匹配，罗马教廷也曾有意加封他为主教，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虽然纽曼并无意谋得该职位，但这未免使得他在爱尔兰的处境有点尴尬，无形之中也为爱尔兰宗教权威人士对他的怀疑提供了口实。纽曼曾写信给库伦要求为他举行一个宣誓正式入职的公开典礼也遭到拒绝，理由是“目前只有部分爱尔兰的主教们拥护这所大学，所以不宜开展任何公开活动”。[10]这始终让纽曼觉得名不正言不顺。即便纽曼最后递交校长辞呈时，那些爱尔兰的主教们依然不太相信他真的会辞职，所以当1857年11月19日纽曼离开伯明翰的时候，还没有后继校长的人选，甚至也没有委任执行副校长，无奈之下纽曼又做了一年多的校长，只是他人已回到伯明翰，不再留守都柏林。1858年11月12日，纽曼才真正同这所学校再无任何瓜葛。

　　2.办学目标难以得到认可

　　纽曼认为，要办大学，首先是要向爱尔兰人民交代清楚新建一个天主教大学的目的，“鉴于新教徒在英国的学校、学院和大学里都享有受教育的好处，我们教会的统治者也要使天主教徒最大限度地享有同等的利益”[11]，这种益处就是“调教其性情，培养其道德，增强其心智”[12]。在他看来，这样的教育在新教的、不分教派的大学是难以获得的，所以教皇才倡议建立一所自己教派的大学，这是出于现实的宗教目的。进而，他指出：“大学是传授全面知识的地方，这说明了它的本质，一方面是心智性的，而非精神性的；另一方面，是对知识的普及和扩展，而非提高。”[13]在此，知识不仅仅是心智培养的一种工具，而且也成了它自身的目的，即所谓的“博雅教育”。虽然它不是专业教育，却是完全而真正有用的教育，理论上讲一个人一旦心智得到很好的训练，他就可以从事任何一种学科或专业，或从事任何别的他所爱好的以及要求他应具备某些特殊才能的专业。知识本身即是目的，但退一步讲，假如一定要给大学确定一个实际的目的，那就是为社会培养良好的成员，并使之适应这个世界。

　　那么，这样一所大学服务于谁呢？按照纽曼的理解，大学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陌生人，他们共同聚集于同一个地方以探究高深学问为目的，虽然它建立在爱尔兰的土地上，却不独为爱尔兰人民所有，也可以向英格兰，甚至世界其他地方的学子开放。而以麦克海尔为首的信徒们认为既然这所天主教大学建在爱尔兰，而且主要由爱尔兰人民出资建造，那么它理应为爱尔兰人民所有，只造福于爱尔兰人民。正是这一办学理念的分歧，导致1855年后这所大学再也未能从爱尔兰募集到任何资金。事实上，这所大学自始至终也没有得到政府的承认，获得学位授予权。早在1853年底，纽曼就曾写信给大主教库伦，希望他能亲自授权给予这所尚未问世的大学一个合法地位，否则便无法赢得公众认可。[14]

　　在1854－1858年纽曼执掌这所大学的最初四年里，仅有106名学生注册在籍，且注册人数每年都在不断减少(1854－1855年，仅有38人注册入学，1855－1856年仅有25人，1856－1857年比上一年度增加3人，1857－1858年跌至15人)。[15]这给库伦大主教和纽曼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他原本的设想是即便无法从爱尔兰募集到任何资金，只要有充足的注册学生，依靠缴纳的学费，大学也可以慢慢维持下来。但是，该大学的兴办更多地出于宗教抗衡的目的，并未考虑到当时爱尔兰社会发展的状况和内在需要。爱尔兰天主教精英阶层，甚至是那些天主教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们的首要选择还是爱尔兰三一学院、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而一些普通家庭则出于实用的目的选择了女王学院，还有些天主教徒甚至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接受大学教育，所以导致这所天主教大学生源严重不足。

　　3.校长有责无权的尴尬

　　1851年，天主教大学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分委员会来设计这所理想中的大学，纽曼便是其中的成员之一。按照最初设想，这所大学的基本组织架构包括校长、校务咨询会(the Rectorial Council)和学术评议会(the Academic Senate)。其中明确规定：校长为大学的最高领导和代表。校务咨询会是一个纯粹服务于校长的咨询机构，由副校长和各学院院长组成，无任何公共活动，每周一开一次例会。学术评议会掌握着学校的立法权力，而且充当大学代言人的角色，如负责设计课程、考试主题、题型，授予学位、开除、陈情和致辞，选定委员会成员和列席代表听取说明，对大学出版进行审查等。它由副校长、秘书、教授、导师代表和院士(fellow)组成，但是教授和管理者的任免权保留在校长手中。此外，还有一个学业主管(moderator of studies)协助校长维护、实施、调整、推进和完善学校评议会已经审核通过的课程、教学和考试方法。

　　然而在实际运行中，校长是有责无权的，大学的真正权力掌握在大学委员会手中，身为校长的纽曼并不是其中的一员，无法参与有关大学事务的讨论和决策。甚至连校长最有力的协助者副校长的人选也不是由纽曼亲自挑选，而是由库伦指定。1852年，纽曼在给库伦的信中要求：“校长理应在大学内部管理中享有独一无二的权力，如目前这个阶段应当有权决定某个院系是否需要聘用教授，以及选择哪些讲师和导师。”[16]结果在未告知纽曼的情况下，库伦等人就商议校舍建设以及教授遴选等事宜。此外，纽曼校长和圣堂的双重身份，也迫使他不得不在都柏林和伯明翰之间来回奔波。在他担任校长的几年时间里，有人统计说他在都柏林的时间也就几个月。[17]这足以说明，在这所新大学根基未稳，很多行政事务和关系有待厘清的情况下，纽曼实际上并未充分尽到一个校长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