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的理解还流于表象，个别政策定位存在偏误

　　我们对于经济新常态的理解还流于表象，使很多战略和政策定位出现系统性的偏误。这集中表现在：

　　第一，过于将经济下滑的因素归结到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工业化红利、全球化红利等中长期趋势性因素之上，认为中国经济下滑是潜在增速下滑的产物，因此在政策定位上过分采取自然主义，认为只要保持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力度，中国经济将会自然地向一个先验的潜在水平逼近，自然地由高速增长回归到中高速。这种取向从根本上忽视了中长期的趋势变化在本质上依然是短期的叠加的产物，潜在增速的变化不仅与人口等参数有关，更与我们短期失业的控制、投资领域的选择、有效需求水平的调控有密切的关系。这就是宏观经济学最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持续的短期需求不足将自动创造中长期供给的下滑”，即萨伊定律逆否命题，该命题说明的是，只要需求不足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它必定通过人力资本的加速折旧、物质资本形成速度的下降、金融效率的弱化以及内在结构性扭曲的加大使潜在增长速度出现跟随性的回落。潜在产出水平并不是一个与短期因素无关的、先验的标杆。2008-2012年和2012-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定位就是两个在过度能动主义和无为主义之间摇摆的案列。这6年来，中国宏观调控从过度强调有效需求不足和危机管理向过度强调潜在供给能力下滑和结构性改革转变， 其结果是，宏观经济政策完全难以适应形势变化的要求，反而成为宏观经济波动的根源之一。

　　第二，低估了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短期冲击，忽视了经济结构的调整、政治版图的重构和社会改革的重启对于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从而高估了传统框架中的各类政策工具的效果。事实上，从2012年到现在，中国“微刺激”常态化，但其效果却处于强烈的递减区域，地方政府在政治新常态的作用下庸政、懒政 和怠政现象十分严重，导致增长的传统发动机基本熄火，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失去了抓手。

　　第三，低估了中国在大转型中的区域性差异和结构性差异，平均用力反而导致宏观经济在结构性和区域性张力之中出现整体性问题，局部坍陷带来强烈的“连带效应”。宏观管理中的短板决定的“木桶效应”在目前已经强烈出现。

　　第四，过度强调了经济新常态的中国特色，把很多问题简单归结到中国的一些特色性因素之上，例如中国人口问题、中国的信贷问题、中国阶段问题等因素之上。但事实上从世界视野来看，很多中国变化都是世界变化的一部分，都与世界变化具有一致性。这种认识就很可能忽视世界经济周期、技术周期、债务周期以及不 平衡等结构问题调整的规律，一味从中国特色出发，导致很多调整出现南辕北辙。

　　处理经济新常态问题需要世界视角

　　第一，与世界贸易增速的近期变化进行比较，可以惊奇地发现，我们出口增速明显优于世界总体的出口增速，一季度我国出口增速高出世界出口增速4.6个 百分点，而进口增速在与世界基本同步的同时更显疲态。因此，我们不能通过简单的历史比较把中国贸易的增速下滑归结到“中国竞争力大幅度下滑”这个伪命题之 上，而应当从全球不平衡逆转和全球贸易超调等角度来考虑。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目前我们从减税、增加补贴和扶持破产外贸企业的贸易促进政策存在方向上的偏误。

　　第二，与世界投资增速进行深度比较，我们也发现，不能简单地把中国投资增速的下滑完全归结到中国体制性因素之上。因为中国的投资增速回落的幅度大大小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小于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在2009-2014年后危机期间，世界、发达国家、新兴与发展中国家以及中国的投资增速分别回落了 11.87、6.03、20和8.53个百分点。如何解释世界投资同步大幅度下滑这种现象？可供选择的答案不是中国因素，而是世界性投资的超调、世界超级 债务周期以及世界经济再平衡。因此，中国在促进投资方面需要世界视野，需要从世界超级债务周期角度、世界投资周期的角度以及技术周期的角度来确定中国投资的规模、力度、范围以及投资的方式。

　　第三，进一步考虑世界资本市场的表现，我们会发现，很多国家都在企业业绩下滑、宏观去杠杆和修复资产负债表的过程中出现股市快速上升，甚至出现泡沫，都在发挥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以达到去杠杆、减负担的作用。例如全球MSCI指数在过去4年多提升了30%，美国S&P500提升了 67.5%，日本提升了1倍多，而中国上证综合指数提升了73.5%。如果从这种视角来看，也许局部泡沫可能是医治总体债务困境的好办法。所以从世界角度来看，目前中国采取的大腾挪和大置换战略思路并非没有实践的参考面和理论的基础。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