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但是，我国农村人口依然庞大，超大城市乃至大城市面临着人口过载等问题。可以说，我国进入了一个比以前复杂得多、充满内在张力的人口城镇化阶段。

　　“量”的城镇化与“质”的城镇化

　　我国城镇化发展，更多地是体现在量的不断增加上。但是，城镇的宜居水平并未随之快速提升。如普遍出现堵车或者道路拥堵问题，城市越大，上下班路上所花时间越多，生活服务设施并不便捷。由此可见，过去推进的城镇化更偏重于量的增加，而不是质的提升。因此，这里把我国快速推进的城镇化称之为“量”的城镇化，而不是“质”的城镇化。所谓“质”的城镇化，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新城镇化的人口获得了很好的社会融合，特别是获得了同等的市民权，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体现城镇的公平性、开放性、包容性；第二，城镇适宜居民生活，城镇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体现城镇宜居性；第三，城镇的社会文明程度，包括城镇的治理水平、人文氛围以及城镇精神。当前我国城镇化现状是“量”的城镇化快速推进，但是“质”的城镇化速度跟不上“量”的城镇化速度，“质”与“量”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

　　目前许多超大城市和大城市（或者说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都意识到，它们不再需要“量”的城镇化，更需要对人口总量进行限制和控制，因此相比前几年，不仅出台了力度更大的政策，而且在实际行动上更下力气。超大城市长期以来面临着人口承载问题与城市治理问题。这样的清理，试图减轻超大城市的人口负荷、提升城市的宜居性，但同时又在损失开放性、包容性，这是“质”的城镇化面临的巨大困境。

　　如何有效实现城镇化“质”与“量”的统一，是当前超大城市和大城市面临的重大难题。仅仅靠限制、控制和清理，可以解决眼下的一些由于量过快扩大而出现的问题，但却不能得到可持续性解决。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实际上一直没有放松控制和限制，也经常通过清理违章来减少流动人口，但是限制过后不久，流动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明显增加。背后的症结在于，北京拥有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机会，也有比其他地方好得多的公共服务。因此，如果社会聚集差别不能缩小，那么仅仅靠行政行动，不足以长期有效解决人口过快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而频繁的清理在一定程度上也损害了城市的包容性、开放性，不利于“质”的城市化发展。

　　其他城镇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质量不统一、不协调等问题。这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体现，即城镇化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大中城市完全开放户籍制度。外来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并不理想，是对我国城镇化的一个巨大挑战。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包容性相对较高，但是对外地人入户，并不算开放。同时，小城市、小城镇的治理水平、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相比大城市来说，相对较低，文化氛围也有待改善，生活质量和社会质量并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