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排名和科研评估使大学深处危机

　　编者按 全球大学排行榜和科研评估体制已经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但是这对孪生评价系统如何影响大学的发展生态仍然缺乏充足的实证研究。由香港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常务副总监李军博士主持的世界大学联盟（World Universities Network）研究项目“世界一流大学、科研及评估——全球化中高等教育使命的再反思”联合来自9个国家和地区的13位高等教育学者，从各自的高教系统中甄选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作为国际比较案例，深度研究全球排名和科研评估对世界各大学系统知识创造、教学和社会服务三大使命的影响，并特别关注了不同环境背景下高校教师如何应对这些排名和评估的压力。本文是该课题组在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日本和美国四个大学系统中的研究发现和政策结论，在本版作中文独家发表，希望能给读者带来启发。

　　大学的学术生活正被根本性改写　　

　　大学的质量是近几十年来高等教育越来越受关注的问题——全球大学排名和各种科研评估作为质量保障的替代方式引起了政策决定者、大学管理层、学者、学生、家长乃至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这对孪生的质量评估系统被视为服务于“组织效能”“质量控制”“透明工具”“审计文化”或“问责运动”。它们被认为由政府问责、质量认证和商业排名等合力所致，通常被用来界定优质高等教育、知识创新体系，甚至世界一流大学等。在这种形势之下，我们必须关注一个关键的问题，这就是：全球排名和科研评估在如何影响不同环境下大学的使命和格局？这一疑问还衍生出如何排名、为什么排名、实质上排名什么等一系列的问题。　　

　　最近的研究文献显示了两种对比鲜明的场景。　　

　　一种是一些研究者发现全球排名和科研评估具有积极的效应。例如，排行榜和评估体系有助于“院校的质量和管理效果”。类似的结论是，全球排名给大学施压，促使其变革和建立有效的质保机制。量化指标被认为是一种透明的理性工具，对研究型大学设置“更大的目标和更高的标准”具有正面影响，促使大学参与到追求更高质量的全球竞争体制之中。　　

　　然而，与此同时，另一种在国际学术界也占据着讨论的主导位置，即认为全球排名和科研评估给大学带来了负面影响。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泰瑞·伊哥顿教授观察到，英国大学体系中存在大量的拜占庭式官僚主义——年轻教授属于苦力、校长相当于首席执行官、资深教授是高级管理人员，大学校园里，包括牛津和剑桥，弥漫着唯审计和问责是瞻的风气，似乎人文学科将在这种灾难中彻底死去。　　

　　无独有偶，东亚的大学对此也不遑多让。台湾政治大学的周祝瑛教授以“SSCI综合征”来批评大学在名利场中乐此不疲的泛滥趋势。大阪大学石川真由美通过对日本研究型大学的研究，分析了全球排名对本土学术的威胁。她的结论是：对排行榜的运用无法解决在知识追求国际化的同时达到提升学者个人表现的真正需要，也无法确保不同年龄阶层的学者之间的公平，反而造成了英、美学术圈主导世界知识话语的趋势。最近更有拉美学者通过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全球排名和科研评估对学者的工作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因为没有人能逃避“标准化”“商业化”和“同质化”等的控制。　　

　　总之，各国的大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全球排名和科研评估所主导。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知识探索和转移被狭隘化为可量化的细小指标，科研成果被各种评价体系所左右。大学老师的学术生活被根本性改写，科研人员疲于应付各种量化考评，结果导致大学原有的使命被颠覆，排行榜和评估指标被奉为圭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