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去行政化”是近年来人们热议的一个话题。人们围绕大学“去行政化”的内涵及其制度保障，特别是围绕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大学治理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持续讨论，形成了诸多共识，但仍不乏歧见。比如，一些人一提大学“去行政化”，就认为是要完全排斥政府的行政力量。这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

　　如何摆正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如何在政府干预、社会制约中尽可能维护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尊重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规律和特质？这是大学“去行政化”的核心问题。在这方面，人们在讨论中基本达成了共识：不同于政府部门、军队、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大学是知识创新与传播之地、人才培养与成长之地，让大学拥有自主权正是激发大学活力、发挥大学功能的最佳选择，也是最符合国家利益和公众期望的教育管理之道。但是，让大学拥有自主权是否就意味着排斥政府的力量呢？大学治理的基本逻辑是什么？

　　长期以来，关于大学与政府关系、自主办学与合法干预界限的议论比比皆是，而比较简约精当的则是上世纪60年代英国剑桥大学副校长埃里克·阿什比的论述。他认为，大学这样的特殊社会组织的运行，应坚决地以大学的内在逻辑（但要集体行动）为主，但要配合政府的、大学教育评议会的以及各研究会的合法力量。这种态度是承认大学必须让别人插手管理，但应以学者们的手为主。他的理由是：“大学的教学同医学临床一样，具有高度技术性。外行人要求教授和医生作出什么贡献，是可以的。让外行人去指点教授应如何教学或医师应如何处方，那就荒唐了。”这一观点对于我们今天讨论大学“去行政化”颇有启发意义。大学“去行政化”并不是简单地排斥和否定政府的行政力量，而是主张政府应以恰当的、有限的方式对大学发展提出要求，主张大学应以自己的方式和特点积极回应政府的关切，不断校正办学思路。这是因为，正视社会需求的变化、维护国家与公众的利益并承担大学的社会责任，是现代大学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大学治理逻辑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