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与中国

　　1933年2月，英国剧作家、批评家萧伯纳（1856-1950）访华，在中国文化界引发巨大反响。3月，瞿秋白借笔名乐雯收集、翻译、整理了部分相关文章和报道，结集为《萧伯纳在上海》一书，请鲁迅作序，由上海野草书屋出版。萧伯纳是什么样的人、对现代中国有怎样的意义，此书异常真实地呈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右翼媒体及文化人士的认知分歧。《字林西报》指认萧伯纳“宣传赤化”，“想当鲍罗廷”；《大晚报》期待他充当“和平老翁”，希望日本侵略东北的军事行动会因而暂时停止；瞿秋白视其为“世界的和中国的被压迫民众的忠实朋友”；而创造社的缔造者之一张资平则批判萧伯纳够不上“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作家”。

　　鲁迅先生在序中说，萧伯纳访华事件是一面镜子，映出了中外各路人物的原形。此言不虚。中国历史的脚步陷入踟蹰、彷徨不定的时刻，西方文化名人来访，中国各阶层、各集团难免要在他身上投射自己的焦虑和希望。而实际上，萧伯纳行程短暂，且一路上被人们的希冀所笼罩，他虽亲历中国，却难以触摸真实的中国。反之，当时的中国人热切求道于外部世界，也无暇冷静和客观地理解萧伯纳作为一名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肖像。

　　知识分子萧伯纳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萧伯纳身兼三重职能：文学写作、哲学思考和社会干预。

　　萧伯纳一生共创作60余部戏剧，代表作包括《人与超人》《华伦夫人的职业》《芭芭拉少校》《圣女贞德》《恺撒与克里奥佩特拉》和《匹克梅梁》等。就其涉猎的题材而言，现实讽刺、历史寓言、史前幻想和未来乌托邦，几乎无所不有。他的文学成就，为他赢得了20世纪上半叶英语文坛最伟大戏剧家称号以及192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同时，萧伯纳又是英国社会主义社团费边社的创始人之一，担任费边社的理论纲领《费边论丛》的主编。在组织内部，他是费边社会主义思想框架的主要建构者；对外，他常常代表费边社与不同政治党派进行思想辩论，并以伦敦区议员的身份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因此，萧伯纳不仅仅在纸上发声，他还是一位社会实践家。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激发他思考艺术家在人类文明化进程中所能发挥的特殊作用，使他区别于当时英国社会主义者当中的理想主义者。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萧伯纳的影响从戏剧界辐射开去，波及整个文化界和政治思想界。

　　文学生涯伊始，萧伯纳的戏剧观念便深受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影响，重视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在萧伯纳看来，戏剧应该是思想的工厂、良心的提示者和社会行为的说明书。戏剧舞台，只要应用得当，就能够替代教堂和学校成为启蒙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工具。

　　但是，社会问题剧必定触及社会现实的难言之隐。事实上，《华伦夫人的职业》（1893）面世后，负责剧本审查的英国宫廷大臣就因它“有伤风化”拒绝签发舞台许可证。为避开风险，萧伯纳将他早期的几个剧本编成三个集子，题名为《愉快的戏剧》《不愉快的戏剧》《为清教徒写的三部戏剧》，交给出版商出版。戏剧集非常成功，大受欢迎，萧伯纳的成名路由此展开。

　　萧伯纳把《鳏夫的房产》《荡子》和《华伦夫人的职业》称作“不愉快的戏剧”。三部作品皆是从社会主义者的视角描绘英国中产阶级社会在经济层面的堕落和道德层面的不堪：自视斯文体面满口仁义道德的人，意外发现隐藏在自己生活背后的丑陋真相，陷入失控的尴尬，但随即接受现实，安于现状。“愉快的戏剧”包括《武器与人》《康蒂妲》《掌握命运的人》和《难以预料》。这几部剧作则辛辣讽刺了维多利亚时代风靡舞台的伪英雄主义、矫揉造作的情节剧模式，将批判矛头指向了中产阶级商业剧院的庸俗审美趣味。

　　萧伯纳擅长用剧情的突然逆转表达反讽，营造黑色幽默的效果。这一点，可以看作是继承了莎士比亚和莫里哀的喜剧传统。莎士比亚和莫里哀常常运用喜剧形式探索人类的理想与实际行动之间的冲突，借以表达剧作家的道德判断。萧伯纳与前人的区别在于，莎士比亚和莫里哀是认可当时社会通行的理念与道德标准的，而在萧伯纳生活时期，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习俗和主流观念已经开始受到人们的拷问和质疑。萧伯纳明白地说，他就是希望人们“一面得到艺术享受，一面在思想情感上感到极度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