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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南亚研究水平服务我国周边战略
2014年09月23日 14:0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本网记者 毛莉 字号

内容摘要: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南亚三国的历史性国事访问已圆满结束,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随着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的深入发展,南亚地区在中国对外战略整体布局中的地位上升,从战略高度对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关系、以及南亚国家的发展状况进行政策性研究的需求不断增加。我国南亚学界服务国家战略的主动意识增强由于中国与南亚关系的不断加深,南亚问题在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包括在地区问题研究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以南亚特殊性来解释、分析南亚事务的研究成果减少,综合运用专业学术工具对南亚事务进行分析的、符合学科规范的作品增加。仍以《南亚研究》为例,杂志刊载的以不同学科为工具对南亚地区涉华的重大问题,如印度的对外战略、印度洋安全格局、南亚次区域合作等,进行战略研究的论文数量明显增加。

关键词:南亚地区;叶海林;南亚研究;学术;学科;中国与;分析;南亚国家;研究成果;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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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南亚三国的历史性国事访问已圆满结束,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随着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的深入发展,南亚地区在中国对外战略整体布局中的地位上升,从战略高度对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关系、以及南亚国家的发展状况进行政策性研究的需求不断增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南亚研究》编辑部主任叶海林近日对记者表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叶海林对我国南亚研究的现状、问题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

  中国对推进与南亚经贸合作应保持足够耐心

  “在中国的大周边里,中国与南亚次大陆国家的区域合作进程稍显滞后。”叶海林分析,造成这种相对滞后现象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中国和南亚地区主导国家印度之间的信任赤字,也和南亚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地缘环境密切相关。因此,叶海林建议,在试图推进中国和南亚次大陆国家区域合作时,必须要考虑到印度对华疑虑心态所产生的消极作用,并且在可能的范围内加以消除。“我们必须有一个理性预期,消除印度对华疑虑只能是部分实现的目标,中国完全消除印度对华疑虑不太现实。”

  叶海林认为,中国也必须考虑到印度等南亚国家工业化的实际水平,南亚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与中国的传统合作伙伴欧美等发达市场、以及东盟等新兴市场相比存在巨大差距。中国对推进与工业化水平相对落后的南亚地区经贸合作应保持足够的耐心,不能期望这种合作能迅速达到中国与东盟在20世纪最后10年及21世纪前10年的水平。“中国还需要正视南亚地区地缘政治态势不平衡、区域内安全矛盾尖锐的事实,保持战略平衡和必要时作出优先顺序方面的取舍并不矛盾。”

  我国南亚学界服务国家战略的主动意识增强

  由于中国与南亚关系的不断加深,南亚问题在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包括在地区问题研究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在我国各个学术机构的努力下,作为地区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南亚研究水平近年来有明显提升。

  叶海林举例说,这首先表现在南亚地区研究类刊物的定位意识不断增强。以《南亚研究》为例,杂志着力强调学科属性,以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和经济学作为杂志的学科基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南亚地区研究的从业人员学科工具意识的提高,规范了论文的学术性。以南亚事务为分析对象的学术和政策研究成果开始引发学术界,特别是理论研究界的关注。以南亚特殊性来解释、分析南亚事务的研究成果减少,综合运用专业学术工具对南亚事务进行分析的、符合学科规范的作品增加。

  其次,研究者对重大现实问题的敏感程度不断提高。仍以《南亚研究》为例,杂志刊载的以不同学科为工具对南亚地区涉华的重大问题,如印度的对外战略、印度洋安全格局、南亚次区域合作等,进行战略研究的论文数量明显增加。南亚学术界通过学术研究服务于国家对外战略和政策制定的主动意识得到体现。

  再次,学术界对南亚地区具体问题的研究水平也有所加强。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国力的加强,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有了更多的机会与南亚地区同行接触并且前往南亚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能够获得更多的第一手材料。

  南亚研究等区域研究存在“结构性尴尬”

  在谈到我国南亚研究取得成绩的同时,叶海林也表示,整体而言,南亚地区研究的学术水平和现实问题反应能力偏低。叶海林说,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包括南亚研究在内的区域研究始终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结构性尴尬”。区域研究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它需要的是运用各种学科工具对本区域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因此,决定区域研究者的学术水平的既是研究者的工具运用能力,也是其对有关区域现实情况、真实数据、历史传统等处理对象的了解程度。好的研究成果,必须建立在对涉及有关区域的研究分析课题所需素材的精确把握和娴熟运用专业学术工具的基础上的。

     然而,我国的南亚研究,在对有关区域真实情况的了解程度和学科工具运用方面,还存在巨大的可提升空间。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我国学界在南亚文化、宗教、历史研究上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中国南亚研究的特色和长项。但我国的南亚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涉及南亚政治经济与外交等现实性、政策性较强的领域的研究重视不够。研究课题大多集中在对南亚的特殊性进行说明和解读上。研究者往往偏重于对南亚地区的特殊现象进行描述和解释,比如印度的种姓制度、村社管理、妇女问题等等。这种“介绍式”、“描述式”的研究方式本身更加强调对具体情况的了解,容易造成对学术工具运用水平的轻视。

  “当然,作为地区研究的组成部分,能够充分地向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描述清楚南亚地区的真实状况,本身亦具有很强的学术和政策价值。”叶海林表示,这种价值必须基于研究者对南亚地区某一特定领域和特定问题长期的跟踪和频繁的田野调查。这又是国内大部分从事南亚区域研究的学术和政策界所无法做到的。轻理论、偏现状的研究传统,再加上长期频繁的田野调查本身的高门槛,使得中国的南亚学界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分层,除了少数有条件的单位和研究人员能够凭借其对某一特定问题的娴熟了解获得学术和政策认可外,相当数量的研究人员是在运用比较初级的分析工具对二手资料进行低水平分析,重复劳动的状况较为普遍。

  叶海林呼吁,我国南亚学界亟需尽快提高研究的学术水平,努力为我国周边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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