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徐蓓

　　2010年，解放周末刊登了对复旦附中特级教师黄玉峰的专访《“人”是怎么不见的》，直指中国教育的弊端——只见分数不见“人”。

　　时隔6年，黄玉峰的身份变成了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校长。从发现问题到直面问题，把消失不见的“人”找回来，是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大课题。

　　在当校长的近一年时间里，他努力破解着这个中国式教育难题。他说：“我希望能为教育打造一个范例，做出一个新的样子来：学校可以这样办，书可以这样读，人可以这样培育。”

　　70岁当校长，这是老天让我做的一件事

　　71岁的黄玉峰是个不折不扣的新校长。

　　在70岁宣布当校长之前，黄玉峰在课堂上教了整整48年的语文，从来没有当过干部，“连语文教研室组长也没做过”。

　　这位新校长一上任，就做了几件与众不同的事。

　　他给即将入学的160名新生每人写了一封毛笔信，或工楷或行书，信中充满着对每个学生的期待和关爱。这花了他整整两个多星期的时间。

　　他亲自写下了《复旦五浦汇校礼三字经》：“旦复旦，光华被。五浦汇，灵秀集……五浦人，尊校礼。循规矩，懂道理。济天下，先律己。成功日，同欢喜……”900字的《校礼三字经》，如今每个学生都已背得滚瓜烂熟。

　　在立校典礼上，他从自己的私人积蓄中拿出近5万元，给每个教师职工发了一个红包。红包拿到手，老师们都非常震惊——一个校长自掏腰包给教师发红包，闻所未闻。

　　古稀之年走马上任的黄玉峰，就这样特立独行，信心满满。

　　解放周末：您当了48年的语文老师，一下子让您担任校长，您觉得有把握吗？

　　黄玉峰：去年春节过后，大概3月份的时候，复旦附中校长郑方贤来到我家，说起让我出任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的校长。我当时想也没想，一口就答应了。

　　我教了48年的书，一直有一种忧虑，现在教育界乱象丛生，问题很大，我曾经在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如果让我当校长的话，我一定要努力改变这种现状。当然这只是一个闪念，我从来没想过我真的会当上校长。

　　也曾经有一些我的学生从国外回来，他们有一定的抱负，想办一所学校。我们一起讨论过办学方案，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最后都没有实现。

　　所以那一天，当郑校长跟我讲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词：“奉天承运”。这是老天要我做的一件事！不能说是“天降大任”，至少是“天降斯任”，否则，怎么会在我70岁的时候突然让我当校长？

　　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做出一个新的样子来，要用事实证明，学校可以这样办，书可以这样读，人可以这样培育。

　　解放周末：但是您毕竟没有一点当校长的经验。

　　黄玉峰：确实是这样。所以当天晚上，我就开始列书单，一共买了1000多元有关办学做校长的书来读。加上我之前读过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厦大校长林文庆等人如何办学的书，深受启发。

　　读了这些书，我总结下来，办学要围绕两个字，一个是“礼”，一个是“情”。“礼”就是行为规范、行为准则。于是，我用了近3个月的时间，写了一本《校礼（草案）》，一共有8万多字，请领导批评，供教师讨论。这本《校礼》的内容，从传达室、后勤部门的规章制度，一直到教师怎么上课、考试有什么制度，乃至学生平时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定了严格的“礼”，确保每个部门、每个人都有明文规范。

　　然后，我想让大家记住立校典礼这个特别的日子，所以突发奇想，想发点红包给教职员工。但按规定不能发钱，于是我想：校长自己发钱总可以吧？于是就和夫人商量了下。我给每位老师写了一封信，信里除了红包，还放了我亲自写的大红贺帖。我这样做是想告诉大家，我不为别的，我就是为了把学校办好而来的。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情”，“情”就是从人心出发。

　　为了鼓劲，我把学校为我装修好的两室一厅住房，奖励给一位即将结婚的年轻教师住，自己住在10平方米的学生宿舍里。

　　今年过年，从大年初二到初七，我一共走访了8位年轻教师的家，最远的一家在启东。那位老师今年刚刚从清华大学毕业。听说校长去他家，他的长辈、亲戚朋友都来了，一家人特别开心。我这样做，是想让这些年轻教师心安，让他们安心在这里做事业。

　　我觉得搞好教育的根本就在于“礼”和“情”，在这两点上我首先要以身作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