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乌达盟巴林左右二旗图》中的“公主桥”

　　清代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图

　　《蒙古游牧图》 北京大学出版社 乌云毕力格等编著

　　“草原是传播语言的工具”

　　草原对于交通的开发和拓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在《历史研究》中发表有关海洋与草原的论说。他指出：海洋和草原是传播语言的工具。古希腊航海家们曾一度把希腊语变成地中海沿岸地区的流行语。马来亚的勇敢航海家们把他们的马来语传播到西起马达加斯加东至菲律宾的广大地区。在太平洋上，从斐济群岛到复活节岛、从新西兰到夏威夷，几乎到处都使用一样的波利尼西亚语——虽然当下，离波利尼西亚人的独木舟在临近这些岛屿的广大洋面上定期航行，已过去许多世代了。此外，由于“英国人统治了海洋”，近年来英语就变成了世界流行语。

　　汤因比还说：“在草原的周围，也有着同样的语言现象”，“由于草原游牧民族的传布，今天还存在四种这样的语言：柏柏尔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印欧语”。这几种语言的分布，都与草原交通有着密切的联系。

　　回顾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历史，不难发现，草原通路的确起到了汤因比所说的语言散布及文化传播等作用。丝绸贸易经过草原地区，西域诸族以及匈奴、乌孙等草原民族对丝路贸易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他们的消费需求、赢利愿望以及商业经验，共同推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汉代各民族，共同成就了史称“丝绸之路”的东西方交通与文化通路。

　　数以千计的蒙古语地名得以保存

　　草原民族表现出的超强的交通能力，决定了他们在交通与军事史上的地位。可惜，草原道路的历史遗存难以长久保留。《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张骞因为“知善水草处”，曾经为卫青的远征部队“导军”。然而，决定草原交通线路的“善水草处”，常会发生生态条件变迁，令古代草原交通的具体走向难以为后人知晓。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考古发现证明，有关草原交通的重要信息也可以通过具体的文物形式保存下来。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木板地图，记录了秦朝林区开发、陆路及水路的信息，其中包括交通路径、交通里程、交通机构“关”的设置等。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地图，明确标示了汉代交通道路。内蒙古额济纳和甘肃嘉峪关地区出土的居延汉简，也有关于道路里程的资料。可是，张骞“导军”的草原交通经验则未见记录留存。幸而一些重要的原始资料得以保存，经有见识的学者发现、整理、研究，成为学界可以利用的文献资料——乌云毕力格等编著的《蒙古游牧图》，就是这样一部力作。在这部学术著作中，乌云毕力格等学者考察了日本天理图书馆收藏的45幅手绘“蒙古游牧图”，以深厚的民族史、历史地理学和历史文献学素养，对图片进行满语和蒙古语文献校勘，并融通古今、精心探索，发表了有重要价值的学术观念。

　　所谓“蒙古游牧图”，大致制作于清代和民国时期，绘制者接受指令，“详查本旗游牧地”。因此，图片中大小地名、江河支流与河套、各方向之里数及边境之地，无所不包。形成行程差异的空间距离，不同地貌导致的交通条件，甚至作为交通标识的“路牌”等，都是“草原游牧图”必须记载的要素。乌云毕力格认为，这些图片给我们留下了内外蒙古地区数以千计的蒙古语地名的原始资料，记载了大量的寺庙和矿产、企业等文化与经济信息，经认真考察，足以为新的学术发现提供条件，其中涉及生态环境的信息非常珍贵，有关草原交通的资料应当引起交通史研究者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