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龙师从钱穆多年。钱穆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由叶龙根据当年的课堂笔录整理出版。

　　不以经济论经济，方能跳出“历史虚无主义”的彀中。钱穆先生说：“我们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中来作研究，不可各别分割。我们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亦当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领导。”《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作为直接产生于钱穆在新亚任教课程的著述，不仅有新颖的视角，更充分彰显出钱穆治学的严谨与笃实。钱穆感慨“今日中国社会传统架构已被毁。而其基础，则两三千年来，深埋厚筑，急切尤难挖掘净尽。此下之中国社会，将成何态，非有高见卓识深谋远虑之士，难窥其仿佛”。讲述社会经济史，钱穆直陈弊病：“过去中国学者研究历史之缺点为：一、史学与经济学不兼通。二、用西洋历史模式结论套入中国历史中。”

　　钱穆不但惯从史学角度谈经济，从文化视野看中国，他“做学问（还）兼顾义理、考据与辞章，三者不偏废”（叶龙语）。在《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里，钱穆不但提纲挈领地论述了由史前（上古）至明清时代中国社会的经济情况与财政政策，还从纵横两个角度梳理、考察了历朝历代的土地制度、财税制度、货币制度、社会阶级等方面的起承转合，以及每一历史时期的农业与工商业、经济与社会、政治、文化、思想乃至军事、法律、宗教等领域之间的勾连互动，以明了经济盛衰、王朝兴替、政策得失。在谈到唐代经济时，钱穆不但“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资治通鉴》《唐六典》《唐律》《太平广记》等文献典籍和李杜、柳宗元、陆贽、刘禹锡等诗词歌赋以“释疑入题”，还做到“博古、知时、达变”。

　　经济出了问题，不一定是经济本身的问题，而很可能是其他因素所致。就像匈牙利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说的：“近代以来，与经济嵌入到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了。”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变化之中，制度变化维系于观念变化，而观念则植根文化。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取舍，曾是钱穆那代人的人生难题，我们在当下也难以回避。同时，从《中国经济史》的体例与写作上看，钱穆不是站在经济学的角度讲经济史，而是站在整个历史的角度讲经济史。所以，尽管钱穆并非经济史专题研究者，但钱穆对中国社会经济行为规律本质的探究，以及对人类集体命运所进行的哲学探究，颇有“纵横古今”之气象。

　　重读钱穆先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戚戚于钱穆先生的感慨，对我们反省中国经济社会所曾走过的道路，以及重新定位或寻找中国经济社会新的发展方向，一定会有许多有益的启示。正如钱穆先生所言：“我们治中国经济史，须不忘其乃在全部文化体系中来此表现。若专从经济看经济，则至少不足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