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庄子》之结集，应不晚于战国末年。《吕氏春秋·季春纪·先己》篇有“真人”一词，其对于“昔者先圣王”的描写，有类似《庄子·大宗师》篇对“古之真人”作描写以表达理想人格的笔意。这有可能是受到《大宗师》篇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吕氏春秋》“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藉之文与孔子、曾子之言。”“所引《庄》《列》之言，皆不取其放诞恣肆者；墨翟之言，不取其《非儒》《明鬼》者。”《吕氏春秋》的成书时间虽仍有争论，但包括《先己》篇的《十二纪》成于“维秦八年”（《吕氏春秋·序意》）亦即公元前239年秋之前，学界是没有异议的。《淮南鸿烈》引《庄子》文更多。《淮南鸿烈》是汉武帝即位当年，即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由刘安献上的。刘安门人在利用已有成书之外，也还可能对《庄子》一书有所裒集。

　　其后，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附庄子传》中明确说，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篋》，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亢桑子”当为庚桑楚，“畏累虚”当为《庚桑楚》篇中所说“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一语中的畏壘山。

　　《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陆德明说，《汉志》所录“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内篇众家并同，自余或有外而无杂。惟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经典释文·序录》）。余嘉锡说：“今《胠篋》在外篇，《渔父》《盗跖》《庚桑楚》在杂篇，而太史公皆以为庄子所自作。然则史公所见之本，必无内外杂篇之别可知也。刘向定著之时，始分别编次。”（《古书通例》）“凡一书之内，自分内外者，多出于刘向，其外篇大抵较为肤浅，或并疑为依托者也。”（《古书通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