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工业规模跃居世界前列，在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在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的22个行业中，我国的产值均居第一或第二，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但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总体竞争实力在全球处于第三梯队。

　　树立制造业是战略基石的理念

　　金融危机后各国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的调整，无不显示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发达国家致力于长期保持产业竞争优势的力度在加强，国际产业竞争加剧的趋势在强化。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坚定不移地把工业作为实体经济的主体，突出工业强国在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地位。提升基础产业发展能力，建立工业共性技术的国家研究开发体系，实施重大工程，着力突破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基础制造装备瓶颈约束，大力发展3D打印、智能制造等新兴技术和产业，抢占新一轮经济科技竞争制高点。完善工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环境，完善和规范金融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创造一个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政策和环境。

　　面对新一轮产业革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发达国家纷纷结合自己的国情提出一系列新战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有条件、有基础、有能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两化深度融合之路。全球互联网经济正呈现出中美“双子星座”的发展格局，全球互联网企业市值最大的30家企业中，中国有8家、美国有18家。中国在移动终端、通信设备、电子商务、及时通信、搜索引擎等领域正走到世界的前列，并催生出了一系列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形成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潮流，激发了全社会活力。在全球产业竞争的格局中，中国信息经济领域赶超的进程、动因、路径、模式独特，这些变革极有可能孕育着一种中国“新经济”的雏形，是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和紧紧把握的重要机遇。

　　打造国家产业治理新型能力，是应对当前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当务之急。如同工业经济瓦解了传统农业经济的管理体系和运营模式一样，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发展也将会形成一个新的经济运营模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国家产业治理能力，这一能力将内嵌在国家竞争体系，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其核心是培育两个基本能力：一是适应性制度的创新能力。跨越发展的背后是技术经济的赶超，也是制度优势的赶超。这需要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对新技术冲击经济社会影响的快速感知、精准评估、高效决策、实时调整并不断验证优化的新机制。二是复杂经济的管理驾驭能力。两化融合对行业管理提出了新要求，能够妥善处理鼓励创新和加强监管的关系，能够建立一个允许新经济模式不断孕育、发展和扩散的良好环境，建立一种有效管理复杂经济形态的新组织，这也是国家产业治理新型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