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了一股知识分子走向延安的潮流，成为当时国共对垒政治格局下的一大景观。这一潮流以1937年“卢沟桥事变”为标志，进入高潮是在1938年至1939年间，至40年代初期，延安形成了约4万人规模的知识分子群体。一时间，延安真可谓“天下英雄豪杰云集”，成了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的圣地、成了指明抗战胜利和民族复兴方向的灯塔。作家丁玲在《七月的延安》中说：“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乐园。”

　　延安虽物质极端匮乏却人人心情舒畅。因为“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延安还是民主的“乐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和创建了“三三制”政权，这是具有鲜明民主特色的抗日政权，邓小平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指出，“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这不仅是今天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而且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各根据地各级政府，都广开渠道进行民主监督，对群众意见也十分重视。延安成了当时“民主中国的模型”。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