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

　　●你是全班第一，这不是坏事，但不能说明你就学得很好了。

　　●十年动乱期间的造神运动之所以得逞，千百万群众如醉如狂的心态，它的根源不是佛教，不是道教，而是中国儒教的幽灵在游荡，只不过它是以无神论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

　　●新旧文化之间是“方死方生，方生方死”的蜕变，所谓“横扫一切”“先破后立”“一刀两断”，只能是空想。

　　●迄今为止，老子提出的为政不要过多地干扰，乱出点子，让农民自然生生发育，在稳定中进步，仍值得借鉴。

　　继愈二哥走了5个年头了，悲痛逐渐淡去，我们似乎仍然平静地生活的一起，从未分离。心灵的对话突破了人天之隔，我们在共同观察着世界，感悟着身边发生的一切。

　　先公后私、先人后己是他的习惯。他原来设想等主编《中华大典》的任务完成后，花上一两年时间写一本二三十万字的小书，阐述自己对人生最简约的理解。不幸的是，他承担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就匆匆离去，未来得及把他想说的话说出来。我怀念他，总想把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替他说说。否则，他的一些想法就此流失，将是社会的损失。但我做不到。二哥博闻强记，思想似大海，我难以望其际涯。更何况他研究的是哲学，我是草学，两者相去甚远。但在日常生活中，从孩童到老年，我们就共同的所见所闻，常有交流。这就是我们思想的“最大公约数”，我们“原生态”的“思想特区”。在这里，我们常有说不完的话，我的怀念就从这些对话开始。为了行文简便，我把我的话略去。

　　所谓第一名，仅仅“不是坏事”而已

　　20世纪40年代初，二哥从西南联大哲学系毕业，在四川南溪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攻读研究生。我在江津的德感坝国立九中读初中。南溪和德感坝都在长江边上，相距不远。有一次他专程从李庄到江津看来我，在德感坝“鸡鸣早看天”的小店里，忍受着臭虫的叮咬，住了三天两夜。他看了我的日记，找我的老师和同学谈话，得知我是全班第一名（当时学校从不排名次，但发放某一社团给流亡学生赠送的助学物品，僧多粥少，只能发给班级第一名。我因获得赠品才知道我的名次）。他对我说：“你是全班第一，这不是坏事，但不能说明你就学得很好了。学无止境，人生是长跑，你才刚刚起步，要踏踏实实学习，养成读书习惯，把身体锻炼好。”我牢牢记住，所谓第一名，仅仅“不是坏事”而已。从此，我一直以学习和工作的实际质量来要求自己。1995年，我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看我忙得团团转，送我一幅对联：“涵养动中静；虚怀有若无”。这几个字是我晚年的定海神针，我顿时觉得思想澄明开阔起来又不由得想起70多年前“不是坏事”这句收敛含义的话。

　　这一点他自己做出了榜样。他说话从不滔滔不绝，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说他说话有点木讷。这与他在课堂上流畅透彻的讲课相比判若两人。我深知，他敏思而饱学，远在常人之上。他说话有点木讷，不是思想迟缓，而是思维过快、过深，瞬间有好几个思维层次奔涌而出，他的脑子里要经过一番挑选才能说出口来。因此说话有时不够畅达，过分简略，点到即止，甚至有时令人觉得他有些矜持。这与他从不自诩的内敛性格有关。1944年母亲在西安病逝，我从重庆到西安奔丧，他也从昆明到西安探视父亲。我们同在一室、一个大床上，住了一个多月。有人向他约稿。他大概每周写一到两篇短文。我见他写一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篇幅较长，引用书中的大量诗词。他在稿纸上打个引号就往下写，从不迟疑，也不查书。我惊奇地问他：“你连这些东西都能背得？”他平淡地说：“不是背得，看书时印象深的就记住了。忘记的还是比记住的多。”

　　他沉潜治学，曾把自己的书房叫“潜斎”，后来“潜”成习惯，连“潜斎”的名字也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