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汝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学习。

　　李希凡1975年在漓江

　　在北大读书时的何兹全(1911—2011)

　　张传玺(1927—)

　　作为一家学术名刊，山东大学《文史哲》的很多故事早已为人耳熟能详。笔者在编著《<文史哲>与中国人文学术编年》一书时，曾从头到尾翻阅了《文史哲》自创刊以来所登载的7000多篇文章。今从中采撷若干不为人所熟知的片段，以飨读者。权且当做朝花夕拾。

　　《文史哲》与年轻学人

　　提起《文史哲》，人们几乎下意识地就想到它身上“扶持小人物”的标签。李希凡、蓝翎两人的故事早已为人津津乐道。其实，李泽厚的故事与之相比毫不逊色。1955年，李泽厚刚刚25岁，就在这一年的《文史哲》第2期发表了《论康有为的“大同书”》，这篇文章是由李泽厚的老师任继愈先生推荐的，这也是李泽厚步入学坛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在这篇文章中，年轻气盛的李泽厚力排众说，对康有为《大同书》给予很高评价。此文标新立异，又极其雄辩，初出茅庐的李泽厚一举成名。2005年，整整50年后，早已名满天下的李泽厚仍然对该文所产生的影响难以忘情。他说：“那时一些外国朋友来信，以为我是教授了，其实我还是实习研究员。1980年我到日本去，别人以为我已经80岁了，因为估计在《文史哲》等处发表文章应是四五十岁。”同年，李泽厚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又说：“你刚才说我在美学大讨论中一举成名，其实在那以前我就已经很有名了，当时发表文章不像现在这么容易，美学大讨论之前我发表了几篇文章，第一篇是在1955年4月份发表的，内容是关于康有为的《大同书》，跟美学无关。一些老教授看了我的文章，都很吃惊，不知道这个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现在看我50年前的文章，还感觉很欣慰，因为不管是内容，还是论断，都是对的。我觉得学问上的事情，最重要的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本书，一篇文章，轰动一时不算什么，如果过了20年、50年还有人看，还有人买，那才是值得高兴的事。”翌年，李泽厚又在《文史哲》第5期发表《论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思想》。

　　李泽厚的这篇处女作颇引起过一番争论。1957年1月，刚由常熟一所中学调入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的汤志钧在《文史哲》第1期发表《关于康有为的“大同书”》，与李文展开辩论。按照汤文的看法，康有为《大同书》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动的，是康氏晚年“麻痹群众”“反对革命”，“主张保皇复辟的理论基础”，而不是像李文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早期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进步思想。于是，李泽厚又在当年　《文史哲》第9期发表《“大同书”的评价问题与写作年代———简答汤志钧先生》，回驳汤文。张玉田也在该期《文史哲》发表《关于“大同书”的写作过程及其内容发展变化的探讨———兼与李泽厚、汤志钧二位先生讨论关于“大同书”的估价问题》，参与讨论。

　　李泽厚本人非常看重发表在《文史哲》上的这些文章。他在晚年的一次谈话中曾这样说道：“当时国内能够发表学术文章的杂志只有《文史哲》和《新建设》，报纸则只有《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一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李氏均有论作在《文史哲》上发表。

　　哲学家汝信的学术历程也与《文史哲》连接在一起。1956年1月，《文史哲》　第1期发表汝信的第一篇哲学论文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政治观点》，这一年汝信也是25岁，刚刚从朝鲜战场归来，转业到中国科学院干部培养部工作。此时的他只是一名西方哲学和美学的业余爱好者，尚没有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几十年后，作为当代中国著名哲学家，他在《汝信文集》　自序中对该文作了如下回忆：“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我利用几个星期天写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政治观点》一文，寄给《文史哲》杂志，因为有同志告诉我这家刊物是最关心支持不知名的青年作者的。这篇幼稚的习作居然承蒙采用，这就大大增强了我研究哲学的信心。”受此鼓舞，汝信考上了哲学家贺麟的研究生，逐渐成为一名著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