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即理”是阳明心学体系结构的理论基础,也是其思想整体建构的逻辑起点。王阳明之所以提出“知行合一”,并不只是为了补偏救弊,匡正时风之缺陷,而是“知行本体”原是如此。那么也就是说,他提出“知行合一”,只不过是揭示了“知行本体”的真实状况而已,并不是“凿空杜撰”出来的一种“理论”。只要还归“知行本体”自身,则“知行合一”作为一个事实就会清楚明白地呈现出来。

　　那么什么是“知行本体”?简单说,也就是知行之所以可能的本然状态。在王阳明看来,知行的本来状态原是同一的。为此,王阳明揭示了四重维度上的“知行合一”之义。

　　“知”为“知觉”义而言“知行合一”。王阳明特别强调这样一点,即人心原是个“灵明”,它原本是“虚灵明觉”的。就个体生命存在之“知觉”意义而言“知行合一”,王阳明实际上是揭示了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基本事实:一个人的外在行为活动是取决于其内在的精神状态、意识状态、知觉状态的,因此,作为外观而呈现出来的行为活动整体(包括语言、行动的态度、方式等),总是内在精神状态的体现。正因为如此,我们完全可能从一个人的行为外观来对其真实的内心状态做出判断。王阳明首先以“知觉”义来讲“知行合一”,强调真实之“知觉”必体现于外在的身体之“行”,以这一生命活动的本然实在状态为“知行本体”,这就已经表明,“知行合一”本身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来源于生命存在的本然真实。换句话说,只有“知行合一”,把内外心身的统一性体现于现实生活,才符合生命自身存在的本然状态,才可能实现自我生存的意义与价值。

　　“知”为“感知”义而言“知行合一”。“知觉”意义上的“知行合一”,主要就个体自我的心身统一秩序而言。“知是心之本体”,“知觉”即是心体自身存在的真实状态。因有“知觉”,便必有“感知”。如果“知觉”是仅就个体生命本身之内外一致而言其固有的心身秩序,那么“感知”则是“知觉”的对外运用,是个体把自己之心身与外在对象连通为整体的方式。自我心身与世界对象的连通,既是心的对外“发散”,也是对象世界的向内“收敛”,此“发散”与“收敛”之际,即是“感知”,也是“感通”,是为人实现其现实生存的基本方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就“感知”义而言“知行合一”,乃是王阳明在生存论意义上对人的基本存在方式的揭示。

　　知”为“知识”义而言“知行合一”及“行”的隐显二维。我认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不仅原本就包含“知识论”意义,而且在“知识论”意义上讲“知行合一”,乃是“知行合一”说的重要内容。正是在“知识论”意义上,王阳明所倡导的“知行合一”,在对治朱熹“知先行后”而分知、行为“两截”之弊病的同时,发展了中国古代的知识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在作为知识活动的意义上,则充分强调了人的实践活动之于“真知”的相互促成关系:“真知”既是实践活动的内源性动力,须藉行为实践来表达其自身,而实践在表达“真知”的同时,又使“真知”得以进一步扩充。无“真知”为之主导的行为活动,只是“冥行”；不能付诸实践的知识,只是“妄知”。正是在知、行为一体两面且作为实践过程的同一性意义上,“知行合一”便是实现“真知”的根本道路,“真知”则是“知行合一”的必然结果。就此而言,则“知行合一”之说,实为王阳明关于“真理”观念的典范性表述；“知行合一”工夫,便是求取真理之途。

　　“知”为“良知”义而言“知行合一”。“知行合一”之“知”的最后内涵,则是“良知”。“致良知”是王阳明晚年之说,是他最为重要的思想提炼,在理论上说,则是“知行合一”被贯彻到底的终极境界。“良知”即是本心,即是自性本体,即是天理,即是天道,是人存在的终极本原。“致良知”的“致”,是推致、推行、实践之义。因此“致良知”,就是要把自己的本有良知通过眼耳鼻舌身的现实活动呈现出来,落实到日常生活的全部过程中去。在“良知”作为生命的本原性实在的意义上,它是全部生命活动之所以可能的根据,是一切知识、理性、情感等方面的活动之所以可能的根据。王阳明曾一再指出:良知原是自知的,良知原是自明的。通过现实的行为实践活动把“自知”“自明”的良知切实呈现出来,即是“致良知”。因此在现实性上,“致良知”即是自性发露、自现本性,是内在之“知”(良知)与外在之“行”(实践)的同一,因此“致良知”也即是“知行合一”,是“知行合一”在理论上实现其自身完善所必然导致的最终结果。不论在何种意义上谈“知行合一”,本原处只是一个心身一元。“知行合一”充分体现了王阳明心学的实践品格,而他的“致良知”说,根本上也只是关于这一点的具体论述与实践性展开。

　　(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