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韦磊，法学博士，副教授，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100044。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一直处于国外中国研究的领先水平。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呈现出了诸多新态势。把握其发展动向，不仅有助于加深对美国中国研究的认知，也有助于从中借鉴相关经验。

　　高校是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发源地，曾长期是中国研究的主阵地， 并发挥了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的功能

　　（一）高校是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发源地，曾长期是中国研究的主阵地

　　自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开始，美国高校正式开展近现代中国的教学和研究。从1939年起，费正清与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一起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东亚文明课程。1946年8月，费正清回到哈佛大学担任区域研究（中国）项目的第一任主持人。1955年，他取得哈佛大学的支持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创建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并出任主任。费正清既推动了美国中国研究由传统汉学向当代中国研究的转变，也奠定了哈佛大学在美国当代中国研究领域长期领先的地位。

　　“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高校是近现代中国研究的主阵地。这主要体现在高校对于中国研究的资金投入、机构创立、人才培养以及研究成果的涌现等方面。据黄宗智所言，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应对国际形势的发展，美国政府、各大基金会大量投资于中国研究和培养研究人才。到1970年，政府和基金会对这方面的投资约4000万美元，高校也投入了2000万美元。这一时期，一些主要大学都建立了跨系的研究中心。［1］1949年，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东亚研究所；1957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建立；1961年，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建立。50年代时，美国高校从事中国研究的人员寥寥无几，到70年代末已达千人以上。“二战”后，高校出版了大批近现代中国研究的成果。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于1948年出版。1951~1979年，这本书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重印了6次，出了4个修订版，成为当时最为畅销的关于近现代中国的著作。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于六七十年代编辑出版了多套以中国内容为主的丛书。“哈佛东亚丛书”（Harvard East Asia series）于1958年开始出版，至1978年该丛书出版了90余本。“哈佛东亚专著丛书”（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 series）于1956年开始出版，至1976年出版了70余本。这些论著大多都是关于中国研究的成果。1968年，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设立了“密歇根中国研究专著”出版项目。截至1988年，该丛书出版了60余部。《中国季刊》于1960 ~ 1969年间刊发了357位作者的文章，有205位作者来自美国，其中加利福尼亚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等高校的作者达81人。［2］

　　与高校相比，21世纪之前，智库的中国研究在数量、规模等方面都是落后的。据笔者统计，对外关系委员会在1951~1999年仅有25个中国研究成果（根据对外关系委员会网站数据统计得出，http://www.cfr.org/region/china/ri225，2015年11月8日。）；兰德公司在1956~1999年间关于中国的研究成果有77个（根据兰德公司网站数据统计得出，http://www.rand.org/topics/china.html，2015年11月8日。）；布鲁金斯学会在1980年~1999年间的中国研究成果为22个（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网站数据统计得出，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topics/china，2015年11月8日。）。1960年~1969年间，仅有39位来自美国智库的研究人员在《中国季刊》发表过研究成果，作者数不到高校的一半。［2］

　　（二）高校的当代中国研究在“二战”后的很长时期内发挥着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的功能

　　高校的近现代中国研究为政府服务实际上始于“二战”期间。费正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等高校的中国研究人员被征召直接为政府服务。“二战”后，高校的中国研究更发挥了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的作用。1950年12月20日，美国国务院中国部负责人切斯（A.S.Chase）在给费正清的信中写道：“过去，你们曾经提供给我们很有用的材料，国务院中国部的同事们告诉我，你们编写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代表着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新的贡献”，而且“选编、解读中共路线有关文件时，你和史华慈、布兰特为把握中共意识形态的核心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3］。这就说明，以费正清为代表的高校当代中国研究对于美国政府认识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高校的中国研究在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方面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的高校中国研究人员一般以两种方式为政府服务：一种是进入政府，由教研人员转变为政府官员；另一种则是继续以高校教研人员身份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第一种方式以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为代表。布热津斯基在1961年任肯尼迪外交政策顾问前，曾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从事苏联问题和中国问题研究。在转入政府后，布热津斯基积极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并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高校的中国研究人员大都是通过第二种方式为政府服务的。1966年3月，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的有14位中国和国际问题专家。其中来自高校的中国研究专家有：哥伦比亚大学的鲍大可（A. Doak Barnett）、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施乐伯（Robert A. Scalapino）、华盛顿大学的戴德华（George E. Taylor）。在发言中，鲍大可阐述了对华“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观点。随后，副总统汉弗莱（Hubert Horatio Humphrey， Jr.）、国务卿腊斯克（Rusk. Dean）、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Strange McNamara）、总统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等先后对鲍大可的观点给予了正面回应。1966年年底，美国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主要由鲍大可、费正清、施乐伯、戴德华、亚历山大·埃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密歇根大学）、白鲁恂（Lucian Pye，麻省理工学院）等高校研究人员组成的中国顾问小组，就调整对华政策进行讨论。1968年2月2日，约翰逊总统就对华政策问题邀请了8位中国问题专家。其中赖肖尔、施乐伯、埃克斯坦、白鲁恂、鲍大可、戴德华6位来自高校，仅有卡尔·斯托弗（Carl F. Stover，公共事务研究所）和赛西尔·托马斯（Cecil Thoma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不是高校科研人员。可见，21世纪之前，美国高校的当代中国研究发挥了政府决策咨询的主体功能。

　　这一时期，智库的决策咨询作用是有限的。20世纪60年代，对外关系委员会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设立的“中国研究项目”是20世纪美国智库当代中国研究较有代表性的项目。该项目的主要课题负责人为：亚伯拉罕·哈尔平（Abraham M. Halpern）、阿奇鲍尔德·斯蒂尔（Archbald T. Steele）、埃克斯坦、里亚·威廉姆斯（Lea E. Williams）、罗伯特·布卢姆（Robert Blum）、塞缪尔·格里菲斯（Samuel Griffith）、肯尼斯·扬（Kenneth Young）、弗里德·格林（Flade Green）等。该研究阵容中除了个别学者具有一定影响力外，其他人员很难说得上是中国问题的知名专家。其研究成果在1965~1968年间陆续以专著的形式出版。系列著作出版后，虽然得到前国务院官员和后来担任哈佛大学教授的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等人的肯定，但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其对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产生了影响。

　　综上，21世纪之前，美国智库关于当代中国的研究，无论在研究成果数量还是影响力等方面，与高校相比都存在着显著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