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婚曾是父母包办婚姻的产物，是中国封建制度的附属品。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后，在全国各地区各民族中掀起改革封建婚姻制度，破除封建婚姻陈规陋俗的高潮。回族的早婚现象(相对1950年婚姻法“男20岁，女18岁”初婚年龄标准而言)也曾得到有效遏制，有的地区甚至消除了早婚陋习。但近几年早婚现象(相对现行婚姻法“男22岁，女20岁”的法定初婚年龄而言)，特别是女性早婚现象在有些回族地区逐渐回升。新的时代背景酝酿了早婚勃发的新因素，早婚不再只是封建陋习的简单延续。

　　云南回族女性早婚现象在建国前相当普遍。建国后，女性早婚现象逐渐减少[1](202)，人民公社时期曾一度绝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早婚现象重新抬头，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以通海县纳古镇回族为例，当地1990年的初婚女性为67人，其中60名为21岁以上，7人为20岁以下，早婚率为10.4%。1999年纳古女性初婚人数58人，其中20岁以下的有23人，21一22岁的有18人，23岁以上的有17人，早婚率达39.“%，较1990年增长29.22%，较1998年增长了26.42%。随着早婚现象的复活，越来越多的女青年纷纷加人早婚者的行列，订婚年龄已从十七八岁逐渐下降到十四五岁，且相当一部分尚在读的初高中生。而从订婚到结婚，短则半年，长不过二三年。类似的早婚现象在建水县回龙、开远市大庄、文山州平远等回族地区也程度不同地存在。

　　根据调查分析，引发云南回族女性群体早婚的原因很多，它们或植根于伊斯兰教信仰和民族传统文化的沃土中，或是回族地区及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作用于婚姻的结果，或在社会环境因素和个体心理因素的催化下，得以发生和发展，或是其中几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根源于伊斯兰教信仰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几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