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居乡者为绅”。北宋时期,蓝田的吕大忠、吕大钧兄弟等地方乡贤自发制定实施的《吕氏乡约》,为乡贤主导乡村治理开创了制度建设的先例。乡贤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乡村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社会教化乡里、涵育乡风的“压舱石”。可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宗族关系为纽带的乡村传统社交关系正在瓦解,乡贤文化也随之暗淡起来。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乡贤文化所蕴含的文化道德力量对推动乡村文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应发挥乡贤文化的正向作用,以新乡贤文化引领新时代的乡村振兴。

　　先贤史料典籍是珍贵的乡村文化资源,对研究乡贤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在浙江上虞,从上古时的大舜到古时的王充、谢安、魏伯阳,再到近现代的马一浮、经亨颐、夏丏尊、胡愈之,无数名贤硕彦和他们的故事,构成了当地乡贤文化的历史图谱。但是,对当地先贤文化的挖掘整理,尚未成为大家的集体潜意识和行为自觉。重塑新乡贤文化,需要重新挖掘认识乡贤的文化内涵,加快以乡贤文物为重点的物质传承载体的保护工作,要把乡贤故居、遗址等乡村文物保护纳入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工作范畴,加快推进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让被损毁的文物及时得到抢救及修缮。

　　除了要继承先贤精神,更要发挥当代新乡贤的作用,培育新乡贤文化。德高望重的退休还乡官员、耕读故土的贤人志士、农村的优秀基层干部、家乡的道德模范和热爱家乡、反哺桑梓的企业家等都可以作为“新乡贤”范畴。培育新乡贤文化,就应积极引导新乡贤参与乡村现代化治理。比如,可以搭建乡贤议事平台,建立乡贤联络机制,畅通乡贤与乡村信息的互联互通,激发乡贤参与乡村振兴和乡村建设的内驱动力。在这方面,我国不少地方已经刮起“乡贤文化”的新风。

　　比如,在孟子的故乡山东邹城的唐村镇,为破解乡村治理中的一系列难题,当地党委政府引导干部群众开展“读孟子,做乡贤”活动,确立了“以德化人,重在教育;求实务实,重在建设;继往开来,重在创造”的现代新乡贤文化。有一次麦收期间,唐村镇西颜庄村一户村民,因误收了邻家一垄麦子,被强行拔了收割机的钥匙,顿时两家剑拔弩张。“俗语说焦麦炸豆,不能耽误了抢收,多少损失我先赔上。”乡贤齐如松及时赶到,接着让家人送过来200斤麦子。把麦子一放,齐如松讲起了“六尺巷”的故事,两家领会其意,麦子也不要了,邻里关系和好如初。调解矛盾、维护稳定仅是新乡贤众多工作中的一项。唐村镇还先后举办了新乡贤“传承好家风”朗读会、“中国新乡贤唐村论坛”等大型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发动新乡贤群众整理本族、本户优秀家风家训,以言传身教推动优良家风的赓续传扬。

　　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深入挖掘提炼、传承弘扬优秀乡贤文化,可以提升乡土文化内涵,形成健康的乡村文化生态。为扩大乡贤文化的影响,应让新乡贤精神及其生动案例尽早进教材进课堂进学校,并积极运用新媒介等技术手段,扩大新乡贤文化的传播途径,让新乡贤文化内化为乡村居民的情感认同,成为中国广大乡村的一道美丽风景。]

　　(作者:周雷,系华中农业大学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