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比较视阈下的启蒙

　　韩水法，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丁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马德普，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教授

　　马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编者按：与启蒙精神的对话，至今仍是思想界不能回避的挑战之一。特别对于中国学者来说，站在古今中西的双重难题之间，既要探索启蒙本身历久弥新的价值，又要尝试回答这种价值对于当代中国思想与实践的意义何在。为了切实推进学界对于上述问题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美国维思里安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美学术高层论坛”，邀请两国学者围绕“比较视阈下的启蒙”进行了讨论。本专题精选了其中富有代表性的成果，以助力国内相关研究的切实推进。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韩水法指出，理性在今天依然占据首要的地位，然相比于启蒙时代人们对它的展望和憧憬，情形则远没有那么理想和完美。理性没有形成内在一致的统一体系，反而更趋多样化，呈现更多的内在矛盾。关于康德启蒙第三要义的研究正是旨在提供思考和研究此类现象的别样方法和思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丁耘认为，理解启蒙的关键在于理性，梁漱溟的理性观作为儒家理性观的现代形态，堪称对照中西理性观并依之检讨中西启蒙思想的最佳范例，体现为依据对心学传统的创造性诠释来对中国式理性概念的重新界定。儒家理性观的非宗教品格、道德化倾向和直觉化倾向，都可在其情感学说中找到根基，并与西方古代哲学有相通之处。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教授马德普认为，西方启蒙运动的核心理念是科学理性，它虽然促进了现代性的发展，但自身却包含了是与应当、必然与自由、普遍性与历史性等一系列悖论。马克思主义是启蒙精神的真正继承者，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下，启蒙是一项不断破除迷信和教条的未竟事业。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马敏主张，近代中国虽然没有近代欧洲那样比较完整的启蒙运动，但又的确经历了自己的思想启蒙过程。其中，重商思潮即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过程中一股不容忽视的思想潮流。在此过程中，封建农耕社会的价值观念遭到否定与批判，新兴工商社会的价值观念得以萌生和揄扬。

　　2.亚洲政治发展比较研究的理论性发现

　　房宁

　　摘要：基于对亚洲地区日本、韩国、印尼、泰国、新加坡、伊朗、越南、菲律宾、印度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政治发展状况为期5年的考察和调研，可以发现，政体结构、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是构成政治体系的基本结构，其中政体结构对权力结构具有规制作用，利益结构对权力结构具有建构作用。亚洲政治发展的经验表明，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新兴社会集团是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其获取政治参与和政治权力的努力导致政治体系的变化。而相对于美国政治发展中权力与权利的双重开放，亚洲国家普遍采取了保障民众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的“对冲”发展策略，以防止权力开放导致的社会政治冲突，旨在发挥推动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生产性激励”效应。“快亚洲”与“慢亚洲”的差异表明，传统社会结构限制了国民的平等权利，且易于形成垄断性的分利集团，因此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程度较高。权力集中程度较高的政体更倾向于优先推进社会理想目标的实现，更适合于发展中国家；而权力分散程度较高的政体更顾及民众的现实利益诉求，更适合于发达国家。

　　关键词：亚洲政治　权力结构　政治体系　新兴社会集团

　　作者房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学术述评·

　　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与现实维度

　　荆学民 苏颖

　　3.中国产业布局调整的福利经济学分析

　　吴福象　蔡悦

　　摘要：当前中国产业空间布局存在着东部产业过度集聚、中西部工业结构趋于瓦解的困境。基于差异化劳动力区际流动视角，构建二次子效用拟线性偏好效用函数，从个体福利和区域福利两个维度对造成中国产业空间布局不平衡的原因进行模型推演和数值模拟，研究发现：在长期状态下产业空间布局对差异化劳动力的组合比例具有一定的阈值限制，中国产业空间布局的困境源自市场最优的集聚与社会最优的集聚发生了偏离，源自东部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之间二传手功能的缺失。破解中国产业布局的困境，迫切需要由单一的转移支付转向兼顾产业平衡的福利补偿手段。

　　关键词：产业布局　差异化劳动力　福利补偿

　　作者吴福象，南京大学商学院产业经济系教授(南京　210093)；蔡悦，南京大学商学院产业经济系研究生(南京　21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