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末以来,有关当代作家“经典化”的论争一直存在。无论对“经典”的内涵认定有何分歧,“经典化”始终都是文学接受和研究过程中必要的一环。否则,文学历史化的进程将无法有效完成。既往论争提醒我们,与其苦恼于为作家定性、定位,不如以“整体研究”的思维去有效把握作家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独特性。如作家汪曾祺就说过:“我不大赞成用‘系年’的方法研究一个作者。我活了一辈子,我是一条整鱼(还是活的),不要把我切成头、尾、中段。”

　　此时的汪曾祺或许已经意识到,他的作品将来会被重视,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于是,他只好以“美食家”的身份做出温和的提示:要顾头也要顾尾。将自己作为“美食”,又提供“品味指南”,这位“美食家”何其慷慨大方!那么,汪曾祺究竟有着怎样的“美味”呢?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流行的说法,莫过于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这似乎已成定论。“士大夫”本是特定的身份标识,而汪曾祺从出身、身份到地位、名望,均难以与之相符。以如此方式来含混地描述汪曾祺的审美气质,更像是一种权宜之计。汪曾祺有越来越多的读者,他的吸引力不只是源于士大夫气质。另有不少文学史将汪曾祺置于“文化寻根小说”的先行者之列,但这样的概括显然无法彰显出汪曾祺的意义。

　　比较而言,汪曾祺的自我“定位”却有不少:“我是一个中国人”“沈从文的学生”“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一个不乏热情,还算善良的中国作家”“一个过时的小说家”“实近儒家”“一个乐观主义者”和“我大概是一个文体家”等,不一而足。此类名目之多,固然由于描述角度和言说场合的不同,但也显示了个体自我的复杂性以及认识自我的困难,更提示了从整体上把握汪曾祺的必要性和方向性。

　　汪曾祺的文艺创作以小说、散文为主,兼及戏剧、诗歌,且一直对书法和绘画保持着相当浓厚的兴趣。小说与戏剧在其笔下的“分工合作”关系,书画作品中的文人意趣与文学作品中的审美气质所形成的“异质同构”关系,均可见出汪曾祺文学世界的丰富性,有待于研究者以整体研究的方法去把握。

　　汪曾祺本人乐于承认古今中外作家对他的影响,其创作不仅显示了古代、现代文学传统对接的可能,也显示了本土、外来文学资源对话的可能。但那些来路不一的文学资源,如何整合成“这一个”汪曾祺?在半个多世纪的沉浮中,汪曾祺的文学观念有无发生变化,甚或产生自相矛盾?上述过程的复杂性及其意味,只有借助整体研究才能得到充分阐释。

　　所谓的整体研究,当然是与局部研究相对而言的。但它不是要排斥或否认局部研究,而是要以局部研究为基础、由局部而整体,从而避免管中窥豹或一叶障目。整体研究力求动态追踪与即时评论的结合,力避静止凝固或机械僵化。整体研究注重宏观议论与微观分析的结合,力避浮光掠影或以偏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