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走过的路,李健吾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容忽略的存在。他是一位作家,散文《雨中登泰山》是名篇;也是一位戏剧家,用沈从文的话说,“李健吾在戏剧问题上哗拉哗拉多”;还是一位文学翻译家,翻译过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莫里哀的系列喜剧作品。2016年是李健吾诞辰110周年,今年是他逝世35周年纪念。文学界重新审视这位文学“多面手”,则更多地注重他的文学批评家身份,甚至被认为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具文学性的批评家”。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主要集中于《咀华集》和《咀华二集》,共计15万字左右。这些文字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以如诗般的语言发出时代强音

　　李健吾在《答巴金先生的自白》中曾说过:“一个真正的批评家,犹如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需要外在的提示,甚至于离不开实际的影响。但是最后决定一切的,却不是某部杰作或者某种利益,而是他自己的存在,一种完整无缺的精神作用……”批评虽然是文学创作活动的延伸,但它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是批评家在追寻批评对象文本意义的同时创造的艺术品。批评也是一种创造,从作品中伸展开去,看到作品背后更丰富的内涵,也将自己的人生感悟、理想境界寄托于批评,成为批评家的精神家园。李健吾渴望为批评寻求一种美学定位,而不仅仅是承担解释与阐释作品的任务,还应当通过批评传达出对社会的认识,尽管这种愿望是潜在的。

　　在寻美的同时,李健吾必然地加入到时代的大合唱中。1935年,他在评价萧军《八月的乡村》时写道:

　　然而一声霹雳,“九一八”摧毁了这次殖民地的江山。他不等待了。“那白得没有限际的雪原”,“那高得没有限度的蓝天”,和它们粗大的树木,肥美的牛羊,强悍的人民,全要从他的生命走失。他当了义勇军。眼睁睁看见自己争不回来他心爱的乡土,一腔悲愤,像一个受了伤的儿子回到家里将息,他投奔到他向未谋面的祖国,一个无能为力的祖国!萦回在他心头的玫瑰凋了,他拾起纷零的幻象,一瓣一瓣,缀成他余痛尚在的篇幅。

　　在李健吾优美的文字和如诗般的语句引导下,我们读到的不仅仅是一幅画卷,也感知到了一颗悲怆的心,听到了一阵阵扼腕叹息。《八月的乡村》与现实的紧密度促使李健吾正视民族的灾难,即使他希望看到一切的美、一切的善。他身不由己地迎接时代的洗礼,残酷的时代和惨不忍睹的现实不允许他葆有艺术家所谓的“公正”。他义愤填膺地写下:“我们处在一个神人共怒的时代,情感比理智旺,热比冷要容易。我们正义的感觉加强我们的情感,却没有增进一个艺术家所需要的平静的心境。”这来自现实主义批评语境的力量,使得李健吾站在大众的位置上,担负起了文学批评的历史使命,也响应了现实主义批评要应和历史前进步伐的观点。

　　艺术标准立足于社会现实

　　李健吾兼及创作和批评,跟操持现实主义批评话语的批评家们不同,他不是留学日本或苏联,而是拥有赴西方深造的经验。西方的浪漫主义因子在他的心中埋下了种子。他具备严密的逻辑学养、丰厚的理论知识和宽阔的文学眼光,所以他可以从专业的审美角度去看待任何一部作品,以充满柔情的笔墨带给读者审美感受,以学理的角度分析作者的创作初衷,甚至会喧宾夺主地把自我当作批评对象,只要它们是艺术的、是美的。所以,他对过于热衷苛求文学与现实紧密联系、深受苏俄文学理论影响的现实主义批评话语,有着诸多不同的见解。

　　在《关于现实》中,李健吾对一些现实主义作品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幻觉也罢,这是现实。它来自现时,而是一种特殊的现时。它在现时之中成长,犹如玉之于璞,或者,金之于沙。它不等于现时。然而,我们目前流行的所谓现实作品,十九沉溺在现时的大海,不是树叶盖住了枝干,便是琐碎遮住了视野,忘记最有力的效果是选择的效果。大胖子并非大力士,瘦子也不是美人。现时属于照像,但是现实,含有理想,孕育真理,把幻觉提到真实的境界。

　　然而,就在对现实主义进行认真审视的同时,现实主义批评的合理性已经悄悄地渗透进李健吾批评的骨髓。现实主义批评与现实的结合度,现实主义批评承担文学批评干预生活的责任的有效性,现实主义批评引起的读者的关注度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尤其是现实主义批评对现代文学发展的推动,对灾难中的中华民族的唤醒,这些都让饱含爱国热情的李健吾深深叹服。所以,他也默认了现实主义批评话语。在他看来,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最好的说明可以到书摊寻找。他认为曹禺的《蜕变》,在抗战初期问世,“是一面明照万里的镜子,也正象征一般人心的向上”。他坚持的艺术评价标准立足于当时文学所处的社会现实,他坚信,批评要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来把握和审视作品。